蘇聯的民主 邹韬奋⊙译 苏联的民主 A PUBLIC DOMAIN BOOK ==========第1页========== Vaice of Marcism-Peninism Graup Of EBOOK制作 马恩百科·星火出版社重排2020.7北京 ==========第2页==========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3页========== 目录 译者序…导言民主与独裁 .7 第一编新的生活第一章机会平等… ..12 第二章公民教育… 23 第三章工资劳动者的权利 29 第四章职工会的权力 40 第五章合作联邦里的合作社 53 第六章人民的报纸65第七章同志间的司法， .73 第八章妇女的位置是在家庭里吗？79第二编新的国家 第九章什么是苏维埃.… .88 第十章工人的国家. .94 第十一章民主的保卫 .103 第十二章联邦 .108 第十三章选举人和管理者. ..113 第十四章社会主义的宪法 .120 第十五章国与党… ..130 第十六章“政党制度”是必要的吗？141第十七章民主的纪律与反对的自由150第三编新的民主 第十八章什么是民主？ 161 第十九章民主与财产169第二十章民主的保卫与扩大 181 ==========第4页========== 译者序 这本书原名"Soviet Democracy'",一九三七年由英国歌兰士出版公司(Victor GollanczLtd.)出版的，著者英人斯隆（Pat Sloan)。根据他在苏联五年实际生活的经验，把渗透于苏联全国人民各部分生活中的民主精神，活泼亲切地呈露于我们的眼前。常人想到民主，往往只想到选举制度、民意机关等等，这些当然都是民主政治中的重要的部分，但是真为最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民主，不应自足于这样狭隘的范围，应把民主的原则扩充到全体人民各部分的生活中去，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民主，才是真能符合于美国林肯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定义。我觉得这本书所叙述的内容，应能给与我们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苏联今日，民主精神已广大而深入地渗透于全国人民各部分生活中去。由中央政府，各邦政府，至地方政府；由工厂，农场，商店，学校，乃至军队，家庭；随处都可以看到民主原则的运用与实践。讲到部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凡是与一般国民生活有关系的，无不在民主原则之下进行着。今日的苏联已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恐慌的国家”，这是全世界上所公认的了，但是它的强盛，并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是彻底动员了全国 一万万七千万的人力来共同努力奋斗而获得的成果，这一点却常被人忽略过去。这种彻底动员之所以可能，所以收到伟大的效果，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的积极民主化。我国古语有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今日正在力图动员全国参加抗战建国的过程中，苏联民主的办法与成就是很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斯隆的这本书所以在这个时候更有介绍的价值，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英国是被称为“巴立门之母”，所以讲民主政治，往往不能脱 4 ==========第5页========== 漏这位资本主义的老大哥。苏联是最新型的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它的新宪法，英国政治学权威的拉斯基教授也认为是全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这旧型民主和新型民主的差异何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很有趣味的问题。本书著者斯隆是生长于“巴立门之母”的英国，而又在苏联有长时间的阅历，由他来比较这一旧一新的民主政治，是够我们玩味的。他一方面承认英国现有的民主当然胜于绝对反民主的法西斯国家，但就英国本身而论，治权还是操在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数的工作的人民所享受的民主权利还有着很大的限制。他根据英国经济实况，指出英国全体人民百分之四是主人或独裁者，百分之九十是仆役。他指出，靠工资糊口的这百分之九十，每年却仅受到全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四；百分之四的有产者，加上百分之六的独立工人，每年受到全国收入的百分之 三十六。占全体人民百分之一的最富的有产者，竟受到全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英国的选举是与财产结不解缘的，结果所谓民主是受着最少数人的操纵。在旧型的民主政治，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受着百分之十的“主人”的统治！关于苏联，有好些人因为它是实行劳工阶级专政，便把它和法西斯的独裁混为一谈，但是即就苏联一九一八年的宪法说，全体人民最大多数一百分之九十五 就都享到民主权利，少数的例外只是剥削者、帝俄留下的官僚警察及牧师等一只占全体人民百分之五。操于全民百分之九 十五的手里的民主，比操诸全民百分之十的手里的民主，就最大多数人福利的观点看来，孰得孰失，这个结论是不难得到的。而且到一九三六年，在苏联，剥削阶级的余孽已完全消灭，所余下者只是五万牧师，他们处在今日的苏联已经无力作恶，所以依苏联一九三六年的新宪法，就是以前百分之五的限制也废除了！ 中国在抗战建国的这个伟大的时代，必须加强民主以彻底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抗战建国的伟业，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了，而且就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说，也应该向着为全体人民（少数的汉奸当然除外)谋福利的民主政治加紧努力。所以中山先生曾说： 5 ==========第6页========== “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叫做民主政治。”（见《民权主义》第五讲)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本此意旨，作进一步的解释：“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也。…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有也。”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先生在该会第三届大会的闭幕词中，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也有几句很重要的话：“总理倡导 三民主义，其民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民主政治。一国人民如果不能关切他们自身的幸福，管理他们自己共同的事务，就是说，如果人民不能积极参加政治的话，他们就不能造成强固的国家，所以世界上最有力最巩固的政治，一定是建筑在民意之上，一定以人民之利害为利害，人民的视听为视听。总理的民权理想，是造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古今中外，理无二致。”中国政治的途径既然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既然是“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有”，既然要“一国人民”“关切他们自身的幸福，管理他们自己共同的事务”，那末我们中国所应加紧努力的民主，应该是大众的民主而不是少数的民主，是很显明的应有的倾向。关于这一点，苏联的民主有很丰富的内容供我们的借镜。 为抗战，为建国，民主政治既然是我们应走的道路，全国同胞今后所应共同努力的是对于民主内容的正确认识，对于阻碍民主开展的种种因素努力扫除，对于民主的推进加紧奋斗。我怀着这种种的热烈的希望，很诚恳地把这书的译本贡献给全国的同胞。 韬奋记于全民抗战社 二十八，三，十五 6 ==========第7页========== 导言民主与独裁 关于民主与独裁，说的和写的，在今天都已经不少了。我们屡次听说，民主是要保卫的；又常有人引证苏联，作为我们所须提防的独裁制的一个例子。可是一方面有人把苏联描写为独裁制，同时却有在政治上见解不同的著名人物发表意见，认为在今日的苏联，在那里存在着一种政府制度，实具有民主制的一切主要的特色。 民主制的最盛行的定义，大概要算林肯所说的，他把民主制描写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讲到苏联，对公务管理素有研究的著名学者韦白夫妇①曾经说过： “苏联并不是建立于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好像其他一切国家 一样…苏联是由国内一切成年人民所参加的政府，他们是组织在种种集体里面，各有其显明的机能，根据一种新的‘政治经济’，进行该国的几占全部财富的生产。” 倘若这个描述是正确的，那末苏联便与通常所公认的民主制的定义，是吻合了。但是韦白夫妇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的描述与结论也许是有成见的。让我再举另一作者说的话，这位作者对于社会主义从来没有任何同情，但是他却知道沙皇时代的俄国，最近也证实了韦白夫妇所得的印象。这位作者就是柏尔斯爵士（Sir Bernard Pares)o 柏尔斯爵士曾在帝俄居住过。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建立苏维埃政府之后，他在俄国为英政府工作，当时英政府曾用了将近一万万榜巨款于武装的干涉，企图扑灭俄国的革命。柏尔斯爵士于 一九一九年回到英国，“在英国各地公开演讲”，“反对在英实行布尔塞维克主义与政策的宣传”。 7 ==========第8页========== 一直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年底，柏尔斯爵士才再到俄罗斯，那时俄罗斯已成为苏联的最大的单位。在他这次回国之后，写了一本关于游俄印象的小书，在这本小书里，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到什么程度，俄国的政府在它的人民看来是一个外人？”（译者按：这句的意思是问苏联的人民与政府间有没有什么隔阂。) 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下： “在帝俄时代，我总时常觉得俄国政府几于是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当时的国务大臣，尤其是在帝俄末季的时候，大部分显然是从很狭隘的、而且很庸碌的一群中，胡乱地委用。我当然希望看见俄国的民众能有机会参加到政府的范围里面去；到一九一 七年，我暂时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仍然有着比较不明显的隔阂（虽则是很真确的隔阂），使俄国的知识阶级与俄国的大众分离开来。…我不得不说，在今日的莫斯科，这个鸿沟已完全消灭了，依我在俄国所视察的公署与大规模的机关，政府与人民完全是打成一片了。” 这样看来，韦白夫妇所谓“苏联是由全体成年的人民所参加的政府”，已被柏尔斯爵士的观察所证实了。他们两位都同意，苏联政府是为民有的政府。可见他们两位也都同意，苏联政府包含有若干特色，这些特色，我们认为不是与独裁制有联系，却是与民主制有联系。 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把民主与独裁看作两个绝不相容的名词，可是在事实上民主与独裁也许常要代表同一政府制度的两方面。试举一个例子，倘若我们翻开《大英百科全书》看看《民主》一文，便可看见这样说：“民主是政府的一种形式，在这里面，人民可用下面两种中任何一法来管理自己：或是由于直接自管，例如希腊小城市国家，或是通过他们的代表。” 但是这同一的作者接着这样说：“并不是在这个城市国家里面的全体人民都有参加政府的权利，有权利参加政府的只是那些被称为公民的（依当时法律的和原有的意义）。在这享受特权的幸福 8 ==========第9页========== 的一群以外的，都是奴隶，这些奴隶对于他们做苦工中所要遵守的法律，并没有关于立法的发言权。他们没有政治的权利，也没有任何民权；他们不能算是‘人民’。这样讲来，希腊城市国家的民主，严格地说，也就不民主了。” 希腊城市国家，常被历史家称为民主的生产地。但是我们看了《大英百科全书》，便知道在事实上这民主只是为着“享受特权的幸福的一群”，而在当时真为社会工作的奴隶，却是对于他们做苦工中所要遵守的法律，并没有关于立法的发言权。 依上面的解释，民主之古典的例子是只为某部分人民的民主。在其他人民方面，在其他真为社会做苦工的人民方面，这却是独裁。即在民主的产生地本身，我们已可以看到民主与独裁同时并存，成为同一政治制度的两方面。如果我们只提起希腊城市国家的“民主”，而不指出这民主是为准而存在的，这是要使人迷惑的。如果我们描述希腊城市国家的民主，不指出这民主在当时能够存在，只是“没有政治的权利也没有任何民权的”奴隶做着苦工的结果，这也是伪造了民主根源的真正的历史。 可见民主，依它的根源，就不曾不容许独裁之同时的存在。我们所要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为着谁的民主？”“管着谁的独裁？” 让我们看看近代的世界。我们曾经说过，苏联常被人描写为独裁。可是著名的权威描述苏联政府制度的时候，却把我们通常认为民主的特色，归之于苏联。在这个地方，是否也是民主为着社会的一部分，独裁是用来管着另一部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苏维埃宪法中找出来。根据这个宪法，苏维埃国家的目的是要“建立城市和乡村的工人与贫农联合的独裁，由此废除人对人的剥削，并建立社会主义”。 城市和农村的工人，联同贫农，占俄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所以这“民主”是最大多数人民—一工作的人民一所治理的政 9 ==========第10页========== 府。这样一来，苏维埃国家恰恰是希腊城市国家的反面；在希腊城市国家里面，工作的人民对于政府反而没有发言权。 苏维埃国家采用了工作公民的普选制度，没有财产或居住的条件，也不因性别、民族、或宗教、而有所限制。凡是年在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但是那些为着利润而雇用劳动的人们，却被剥夺选举的权利。这样，苏维埃国家为着工作人民而建立的民主，是他们今日在任何国家里所享受不到的；但是对于雇主们，这个民主国却行使独裁的权力。这一小群劳工的雇主们，对于他们所要遵守的法律，是没有关于立法的任何发言权。 这苏维埃国家，从它的根源，就有意识地包含有民主的特色和独裁的特色。但是这民主却是最大多数的人民所享受，而这独裁却是加于最少数的人。在这里，我不想详细论及此事的缘由或是非，我只是要使这一点绝对明瞭：民主与独裁并不一定就是绝对不相容的名词。如果只是说起“民主”而不说明这是为着难的，这是要使人迷惑的。如果只提起独裁而不说明谁对谁独裁，这也是要引起误会的。 在一九一七年建立的这个苏维埃国家，它自己承认是给与了最大多数人民以完全的民主权利。究竟它做到了没有？在这本书的第一编，我将描述我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间亲自经历的苏维埃生活的组织，就是要答复这个问题。一个生长于工厂和土地、矿业和商店都属私产的国家里的人，从他看来，苏维埃生活是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新的生活和其他国家里的生活，是有着许多很大的差异。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生活之后，我只能同意韦白夫妇和柏尔斯爵士对于苏联的意见，认为它在本质上是民主的。 但是倘若这种生活和其他国家里的生活是有差异的，什么使它有这样的差异？这个苏维埃国家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使由民主的英国来的游历者，也感觉到在这个苏维埃国家里，政府与人民是统一体，并感觉到它是真正的民主？在本书的第二编，我们将 10 ==========第11页========== 要看到这个苏维埃国家是怎样成立的，我们将要分析它的机构，我们将要看到它怎样随着国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在第一编里所描述的新生活，就是在第二编里所描述的新国家的主要的产物。 但是倘若这个苏维埃国家给与了全民以民主，而这种民主竟使由民主的英国来的人得到深刻的印象，那末在我们自己的民主概念里，也许有缺点吧。因为依今日在英国的我们看来，要说一方面有民主，同时又有反对任何阶级的独裁（无论这阶级是怎样小)，这个观念是无法调和的。这也许是由于我们对于民主的态度是有一些老式了吧！也许是由于我们对今日存在于英国的民主，估计得太高了吧！要解决这个问题，且看看这本书的第三编。 但是让我们首先看看今日存在的苏联，看看他们所正在建立起来的新生活。其次让我们仔细视察这种新生活在发展的骨架(译者按：指苏联国家的机构)，这个骨架本身也因着生活的要求而改变着。最后，在我们明瞭了苏联之后，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按指英国)，比较比较，再下最后的结论！ 译者注 ①韦白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是英国费边派社会主义者的健将，与该派的萧伯纳、拉斯基等齐名，著作丰富，最近所著的“Soviet Communism”一书，风行一时。 11 ==========第12页========== 第一编新的生活 第一章机会平等 初到苏联工作的一个外国人，要被许多事情引起他的惊异。但是要对于日常生活窥得全豹，没有职业比教师更适宜的了。在苏联工厂里的一个外国工人，能得到在苏联工厂里做一个工人所有的经验。但是在苏联学校里的一个工作者，不仅能得到这样的重要经验，并且还能与青年一代有经常的接触，这些青年构成苏联公民中最年青最新鲜的群众。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愉快的，是我在苏联所担任的第一次的职务是在一个工业专门学校里做教师。在那里，我得到机会亲自看到真正民主化的教育制度的进行状况。 由曾在苏联以外教过书的每个人看来，必然使他感到惊异的是苏联教育的两个特色。第一个是：学生是由各种有职业的人中招来的；他们只要是有求学必要的能力，就都有求学的机会，不致因为在求学的期间不能赚钱自给而受到经济的牵累。第二个特色是苏联的学生，无论是在学校里，或在工业专门学校里，或在大学里，都受训练来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先由学校或大学本身开始，扩展到苏联生活的每一方面。在本章里，我们将叙述苏联教育的这两个特色中的第一个。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叙述第二个。 在一九一七年取得政权不久以后，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关于教育的，里面曾有这几句话：“每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在教育的部门，在无知与文盲最占人民中多数的国家里，它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对于这个黑暗状况斗争…它必须实行普及的，强迫的，免费的教育。”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所颁行的苏联新 12 ==========第13页========== 宪法里，每个公民都享受教育权，这教育权的保证是由于下述的办法即：“普及的强迫的免费的初等教育，免费的高等教育；为高等学校的最大多数的学生建立国家津贴的制度；在学校里用本地语文教授：为工厂、国营农场、机械和拖曳机站、以及集体农场工人，实施免费的职业教育、工业教育、和农业教育。” 要明瞭这两个关于苏联教育政策的命令的重要性，必须知道某些基本的事实。在俄国未革命以前，俄国的成年人有百分之八 十以上是不能读不能写的。今日，成年的文盲已减低到百分之十了。在革命前的几年，入学的儿童约达八百万，在这里面，只有 五十万受得到中专教育。在一九三四年，人学儿童已增到二千五百万一有大不列颠人口一半以上，比较革命前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以上。到一九三七年的年底，入学儿童的数量预计，达三千万人0 苏联教育如此迅速扩充，不是没有经过很大困难的。我还记得，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四年间，各教育机关都非常缺乏房屋。在城镇里，离校年龄很快地提高到十七岁和十八岁。但是学校却不够用；因此学校的房屋不得不分给两群儿童轮班用，年龄较小的在上半天用，年龄较大的下半天用。至于高等教育机关，我曾经在政府的公署里，下午六点钟以后，教大学功课，因为在白天更早的时候，没有房屋可供利用。 但是这种困难只是暂时的。在一九三五年，莫斯科曾经建筑 七十所以上的新学校；在一九三六年又增建一百二十所。现在轮班的办法已经取消了。在别的中心区域，也实行了相类的建筑新校的计划，也把轮班的办法停止了。今天在苏联的城镇里，每个儿童都自七岁起受教育到十七岁或十八岁：在入校以前进幼稚园的数量一天天增加起来；修毕中等学校课程而升入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关的数量，也一天天增加起来。 苏联的教育制度还不是已完全的。在现在，城镇里的每个儿童都须受七岁至十七岁的强迫教育。这是过去几年的成功。在乡 13 ==========第14页========== 村里，离校年龄仍在十四岁左右，但是已有某些乡村已经进步到超过了这个限度。在雅斯纳亚·波利恩纳（Yasnaya Polyana),这是托尔斯泰有一个时期住过的地方，在这里就有一个为纪念托尔斯泰而设的学校，实施读到十七岁的中等教育。在乌克兰的洽皮夫卡（Chapaevka),在那里的集体农场也拨有必须的经费，用来提高离校年龄到十七岁。在这个地方，乡村里的全体儿童都得继续学校教育到十七岁，有些儿童从附近乡村来的，也在那里受到中等教育。我所以提出这两个乡村做例子，因为我曾经亲自参观过。这种乡村的中等学校正在继续不断地增加起来。 从一个苏联中学出来的任何学生，只要他已达到必须的标准，都可以升入大学里去。做了一个大学的学生，当他或她在继续求学的期间，得接受国家的津贴。苏联的学生是有酬报的，高等教育在一切人都有享受的机会，并不因此有何经济的负担。全体学生，完毕了苏联的中等教育，都可以根据他们的能力，得到升入高等教育机关的机会。 但是在苏联的全体儿童还未能都享受到强迫的中等教育。倘若他们在十四岁的时候完毕了乡村学校的教育，他们随后可以进城镇的工艺学校，或在集体农场里开始工作。此外，在各工厂里，有许多工人，其中有许多都还在二十几岁的年龄，他们在十四岁后从来没有再受过学校教育。在过去几年里面，离校年龄曾被很快地提高起来，有好些儿童曾在十四岁就离校的，都觉得倘若他们迟生两年，便也有机会继续就学到十七岁。他们是否已失去了他们的机会呢？ 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像苏联这样，使那些为着或种原因而失却中等教育机会的人，可以得到许多补救的便利。我记得，在我离开莫斯科不久以前，我在报上看到，在某些乡村里面，离校年龄较前提高，那些在三四年前，曾在十四岁的时候离开了学校，现在却继续他们的教育，要享受刚才实施的中等教育。这些学校居然允许他们重新入校，享受提高离校年龄的利益，虽则他 14 ==========第15页========== 们在几年前已经离开了学校。在这些乡村里面，有好些在十四岁的时候已经离开学校的人，居然到十七岁又得回到学校再读三四年。 而且还不止此。因为在苏联的成人教育制度已很广大地扩充起来，所以几于每一个已在工作的公民，都可以由于免费的夜课，取得升入大学的资格。至于那些年龄较大的工人，他们在十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学校，随后只是受了单纯的工艺训练，他们也可以先在工作的地方，由于免费的夜课，受到中等教育，后来成为全部时间的大学生，在大学里的期间，也同样可以接受经常的政府津贴。 一九三二年我在莫斯科所教过的英文科的学生，其中有许多就是这样入校的。由乡村里来的青年农民，由工厂里来的青年工人，他们都在十四岁的时候离开了学校，随后在夜课里继续他们的学业，这样便自己得到升入工业学校和大学的资格，最后成为全部时间的学生，把自己训练成教师。 我说“几于”每个已在工作的公民，在苏联都可能受到高等教育。在这里所以用“几于”这两个字，因为在某种例外的事例里面，也还有特殊的困难，使某些个人得不到所愿有的训练。关于这一点，我记起一个特殊的例子。我所要说的是一个在西比利亚铁路火车上餐车里的青年侍者。他对于戏剧有特殊的兴趣，有志成为一个演员。但是因为他的工作是在餐车里，每次要随车旅行十天，然后休息几天，这样一来，他不可能读经常的夜课。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就离开学校，因此倘若不是经过夜课的补习，不能得到资格去进戏剧专门学校或大学。依苏联一般的惯例，每个工作的人都可能进大学的，可是这个青年侍者在实际上只得把自己看作是这一般惯例中的不幸的例外。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是纯属教育范围内的机会平等，但是在苏联机会的平等却远超于教育的领域。 苏联生活之另一个最有趣的特色，从一个外国的游历家看来， 15 ==========第16页========== 也许要算各种业余的活动和专业的活动，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件事从学校里就开始，在学校里的方式是儿童的功课和他们课余的娱乐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的学校儿童，在他或她课余的时间，有机会在学校里面或在其他专为儿童课外娱乐而设的机关里，把自己做成一个青年博物学家，或摄影家、科学家、工程师、或发明家。在这些地方，都有相当的设备，免费应用，还请有讲师指导。有许多苏联的儿童，今日到大学里所选习的专门学科，就是他们在以前学校里所最感兴趣的课外的娱乐。 在苏联的工厂和农场里，人民的许多闲暇的时间一一这种闲暇时间是很多的，因为在全苏联工厂里，每日工作的平均时间都在七小时以下一都用在业余自娱的活动，例如演剧、文学、游戏运动、摄影、艺术等等。但是这些业余自娱的活动，不像在别的国家里面所常见的一样，是听任各地热心者自己去弄，并没有专业者的帮助。因为在苏联一切业余自娱的活动，都有在那一特殊部门的专业者作有组织的帮助，由此使业余自娱者的一般水准能够很迅速地提高，很迅速地达到专业的标准 关于这件事的一个代表型的例子是戏剧的工作。在苏联每一个工厂里都有工人的戏剧研究组。由职工会和专业的戏院订立合同，请经过训练的演员和导演家对于这些戏剧研究组作自愿的或有报酬的辅导。这样的结果是业余的研究组享到专业者辅导的利益，能够提高它的标准，远超于在英国所谓“业余自娱”的程度，在英国所谓“业余自娱”是含有不及“专业”的意义。 在苏联这种“业余自娱”的戏剧研究组，只要达到了某种标准，可以在任何时候，由政府当局允许他们接收一个专业的戏院，成为他们全部时间的职业。我曾在莫斯科看到若干乡村戏班的竞赛，看见一个青年戏剧研究组的表演，其成绩实可达到英国最好的有着固定戏班的戏院所能有的标准。这个全班的演员包括有青年男工人和女工人，他们以前都是高尔基（地名)的汽车厂里戏剧俱乐部的会员。他们都曾经受过莫斯科的伐唐阁夫戏院 16 ==========第17页========== (Vachtangov Theatre)的专业的辅导，后来到了某阶段，教育人民委员长（即教育部长)就给与他们帮助，成为全部时间的戏班。他们现在在一个俄罗斯乡村里有着他们自己的戏院了。这样，在工厂里的工人，可由于他们业余自娱的戏剧研究，成为专业的男演员和女演员。 和戏剧的领域一样，寻常的业余自娱者也有机会成为一个专业者，就是关于油画和写作，关于游戏运动和科学，也有同样的机会。 在这里说起游戏运动，也许要引起某些读者的疑问。这里的意思，是不是说在苏联的游戏运动有专业的性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今日在苏联，便利于游戏运动的设备，在全国各处都很快地扩充起来。许多新的运动场都在开辟起来；工厂、集体农场、城镇和乡村，都有它们的运动队，彼此在各种竞赛和同盟竞赛里互相比赛。但是这些运动队都须有训练员。这些训练员在苏联便是“专业者”。 任何苏联的工人都可以免费参加游戏运动。那些运动的技术已有相当的程度，足够在他们的城镇或工厂的运动队里显身手的，当他们要离开家乡为运动队出外比赛的时候，他们的盘川费用是由公家供给的；当他们为着比赛或受训练而离开工作时，各该地的运动俱乐部是要付给工作时相等的工资。那些在任何运动中有出类拔萃的特长的，便有资格担任训练其他运动队的全部时间工作的教练员。这样，便替业余运动员开辟一条途径，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全部时间的专业的教练员。 我们在上面已讨论过在苏联机会平等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全体公民的教育机会平等；还有一个是由业余活动到专业活动有发展的可能，这却是在寻常的教育制度之外的。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关于机会平等的几个方面，值得我们研究的。 在苏联并不是工厂里或集体农场里每个工人都要到大学里去，或都要把某种业余的活动变成全部时间的专业。在那里有千百万 17 ==========第18页========== 的工人对于他们目前所做的特殊工作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他们却希望能进步到这同一工作里面更熟练或更大责任的部分。 每一个苏联机关都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它们都注重要使每一个工作的男子或女子在原来工作上提高资格。无论是一个初等学校或大学里的教员，或是在一个工厂里的工人，或是在一个办公室里的打字员，他们都可由免费的夜课，得到增进教育的机会。关于这方面，最好的工人尤尽更大的贡献，他们常常自愿地训练其他工人，使他们达到自己所有的水准。 在一九三五年，有个世界闻名的矿工斯塔哈诺夫，大家都知道这个青年在六小时每轮一班的工作上加倍生产，结果享受到大量突增的工资。当时在苏联以外有许多人都要这样问道：“这件事的意义，是不是说有个新的特权的工人范畴将要起来，他们将专利工资特高的职务？”凡是当时住在苏联的人，都要觉得这个问题是和那里的真正的生活状况不合，因为这同一矿工斯塔哈诺夫，在他公余的时间，就来往于他自己的和其他的矿里，训练那里的工人怎样应用他的方法，由此在他们的工作上成为更有效率的组织者，由此增加他们的工资。这样，在苏联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是要训练其他工人达到他们自己的水准。 依寻常工人的观，点看去，这是：在每一个工作领域里面，最熟练的人都是自愿的辅助者和训练员。每一个工作的男子和女子，都可以由于最好的工人的辅导，在原来工作上就得到学习更高技术的机会。显明地，这种制度在他本身就靠着某种经济的条件。倘若像今日英国的情形一样，在苏联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都觉得，在其他工人训练好之后，也许就要替代他们的位置，那末他们也就不会愿意去训练其他工人，使其他工人达到他们自己的效率水准。在一个社会里，一切熟练工人都肯充分合作来训练其他工人，使其他工人也达到他们自己所有的技能水准，这种情形的获得，必须在没有失业、各种熟练工作都被需要的一种社会里面。在苏联，自从一九三一年起就没有失业，并且需要各种有能力的工人。 18 ==========第19页========== 在这种情形之下，熟练工人知道，训练其他工人，并不致危及他自己的安全，而且就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全社会说，由于有更多熟练工人的供给，和他们劳力的生产，大家都得到利益的。 此外在苏联还有一种机会平等还未曾讨论到，这就是参加公务机关的工作。 依一九一八年第一次的苏维埃宪法，最大多数人民所得的选举权，其规模之广大，为在俄国任何以前时候所不及。但是如果认为在苏联的情况之下，要参加公务机关的工作，全靠人民的选举权，那却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必须明白，在苏联今日，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里那样，在所谓“文官职务”和其他职业之间还有着什么鸿沟。这种情形的理由是这样：因为一切工业和商业都握在国家的手里，一个工厂里的经理和一个工厂里的工人彼此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并无异于一个国立医院的院长和在那里工作的医师彼此间的关系，并无异于一个国立学校的校长和该校一位教员彼此间的关系。在苏联的全体公民，就某一个意义说来，都可算是官吏。由这样的情形推断起来，在任何特殊的职业上，升到最熟练和最负责的位置，这意义在实际上就等于有升到公务机关里最高位置的可能 关于苏联的公务管理，还有一个特点在这里也要提及的。我们在前面虽研究过业余的演员，我们却未曾说到“业余的”管理者，即在种种市政机关和政府机关里有若干自愿的工作者，这种工作者也是苏联国家政府机构的一个主要部分。选出代表参加苏维埃或会议，参加国政的治理，这在苏联的选举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但如此，除此之外，还有一件被视为寻常的事情，选举人还要推出更多代表，以便他们在业余自愿地参加苏维埃的各部的工作。这样，自愿的公务工作者对于苏维埃区的健康、住宅、教育、以及其他公务，也尽着相当大的力量；关于保卫团的工作，也有同样的情形。 在这个范围，如在工厂里业余的活动一样，这种自愿的工作， 19 ==========第20页========== 也是录用能干的正式管理者的来源。工厂里的工人，无论是男的或女的。如果在他们业余的时间能替苏维埃的许多部的一部，做很好的工作，可能在任何时候被请去正式做这工作，使这工作成为他们的永久的职业，由此从他们的工厂里改任苏维埃里某种公务的位置，因为他们对于这样的工作，在做自愿工作者的时候已表现他们是能胜任的。 这样看来，在苏联，机会平等可以说是存在于教育，使青年和成年都有得到教育的机会。机会平等也可以说是存在于每一专业，因为全体公民都可利用补习的便利以增进他们的技能，由此获得专业的程度。在公务管理的范围，也有种种途径使人可以得到公务管理的位置：有的可由选举，有的可由升任，有的可由先在国家的各种公务机关内担任自愿的工作。此外，凡是工作的人民在某种业余的活动里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也有机会把他们的业余活动变成专业。 这种制度，不但能使每个公民都有机会使自己得到每种职业的资格，而且也使选错了职业的人，可以使自己重新练成其他职业，倘若他发现以前的选择是于他不适宜的。 这种制度，虽是十九年间发展的结果，仍然是很不完全的。仍然不免有若干火车的餐车侍者，他们虽有志把自己造成演员，但是因为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是流动的，不能立刻使自己练成其他职业。但是无论如何，在苏联，机会的不平等是例外，在别的地方却是经常的。 最后，我们还要说起两种平等，这两种平等是自从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后就存在的，这两种平等使得机会平等对于全体公民愈有效力。 第一，我们必须明白，在苏联今日，每一个公民，不管是什么民族，都享有公民的权利。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苏维埃宪法里面，曾经有如下的宣言：“建立或容许任何特权，或压迫少数民族，或用任何方法限制他们的权利：这都是和本共和国的基本法律相 20 ==========第21页========== 违反的。”在一九三六年的新宪法里面，这同一要点得到更郑重的说明：“苏联公民权利的平等，在经济、国家、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部门，不管他们的民族或种族，都一样；这是不得变更的法律。” “对于这些权利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限制，或反过来说，因为所属的种族或民族而建立直接或间接的权利，以及传播种族或民族的例外主义或仇恨，这都是要受法律惩罚的。” 每个民族的公民都得享同等的待遇。一个鞑靼人也许在他自己的共和国里生活和工作，也许他自愿在联邦中任何一个其他民族共和国里生活和工作，但是无论他到何处去，他总受到和其他每个人同样的待遇。不但如此，关于教育方面，每个公民都有享受用本族文字授与的教育，所需要的条件只是在该区域里，同一民族的人数足够使这种教育在事实上可用有组织的方法来推行。在苏联，没有学生被人强迫（例如今日在威尔士有学生被强迫那样)在他们自己民族的大学里，要用他们所不懂的文字受考试。这件事的利益，在英国人看来，也许不易觉得怎样可贵，但是我知道许多北威尔士的学生，他们里面有许多觉得英文十分困难，由他们看来，便深切地感到这件事对于苏联各民族的学生是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由于苏联对于民族采取的态度，所得的效果是：民族间的仇视已经消除，同时全苏联各处都大大增长着民族的自尊心。这种情形，尤其显著在犹太的居民里面，他们在沙皇时代所受到的残酷待遇，并不下于在今日的纳粹德国。在帝俄时代，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领土。今日，苏联政府为着要使他们得到和其他民族同等的待遇，已把毕罗贝金①让他们使用，犹太人和苏联里面其他民族的公民一样，可以依他们自己的选择，居住在他们自己的领土内，或居住在其他区域。罗乌②在他的《俄国漫画》一书里有 一张漫画，意在表示苏联对于犹太问题的解决。那张漫画里有一个外国人显然是罗乌自己，正在访问一大群有着很大鼻子的人。 21 ==========第22页========== 他们所属的民族是犹太，那是无疑的。那个外国人问道：“犹太人近况如何？”一个同志答道：“可是你知道，这里不再有犹太人了。犹太人也像我们一样的是俄罗斯人。”我所以引证这件事，因为一般地说来，罗乌的漫画表示他对于苏联的生活确有他的深刻的见解；但是上面所引的这个漫画却是一个例外，因为这里所描绘的苏联对于犹太问题的解决，罗乌所表示的恰恰是真实的反面。正和罗乌的概念相反，苏联是今日世界上的一个唯一的国家，在那里你找不到一个犹太人，不自豪地承认他是个犹太人。在苏联的犹太人是个犹太人，他以此自豪，犹之乎苏联的俄罗斯人也是个俄罗斯人，他也以此自豪。不是苏联的犹太人，唯有德国和匈国的犹太人，美国和英国的犹太人，以及在苏联以外的其他各国里的犹太人，在某些时候，才觉得为着他们的利益起见，不得不假装他只是一个德国人或匈国人，一个美国人或英国人，和其他个人是一样的。唯有在苏联，这个感觉才不再存在了。罗乌描绘苏联解决了犹太问题，认为是民族的否定，而在事实上，这个问题之所以得到解决，却是由于民族意识得到圆满的表现，民族的自尊心得到最扩大的发展。 最后，在苏联两性间的机会平等也有一述的必要。你在苏联听不到有人提到所谓“妇女的职务”，和男子的职务对立起来。各种职业的准许加入，全根据能力，不管性别；各种职业的报酬也是根据能力，不管性别。至于妇女在社会上的职务，因为她们做母亲的机能而复杂起来，关于妇女在这方面的生活，已在很快地由于社会保险以及公共服务设备的发展，一天天被更周密地顾到了。 这样看来，在苏联机会的平等，并不因公民的民族或性别而有所差异。机会的平等存在于教育，存在于每一个职业，而且存在于由一个职业改变到别一个职业的机会。如说没有例外发生，那固然是呓语，但是在苏联今日，机会平等的真正有意义的特色，是在这几个字所表示的不再是将来才能模糊达到的东西，却是现 22 ==========第23页========== 在苏联生活的事实。在苏联，每一件缺乏机会平等的事例，在现在都被人看作例外，而且都被人看作是这种制度在实行上严重的错误，因为把这现象看作错误，所以人民都对于这种例外的现象作斗争，都要消灭它。 讨论到这里，我们谈到苏联民主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这种制度的错误加以克服的斗争。这怎样做呢？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开始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公民教育 受教育的机会平等，这在苏联今日是真正存在的了。这是重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有着平等机会去受的是何种教育。在这样一本书里面，要详细研讨苏联教育制度的全部，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下列的事实，就是苏联教育制度不但使国内青年有做将来工人的资格，而且要使他们有能力执行公民的任务，有能力参加他们所被雇用的机关的行政，有能力对社会组织的错误作克服的斗争，有能力管理他们所赖以生活的国家。 苏联的青年公民，在他完毕了他的教育之后，就成为国营工厂里的一个工人，或合作社组织里的一个社员。因为在现在苏联不再有雇用他人劳力的任何私人的工商业机关。苏联的青年公民，无论在上述的两种组织的任何一种，都有参加管理的责任。但是他参加这些组织的管理，是和别人合作的。所以他必须学习负责 但是这责任却是对一群负的，对一个集体负的。 公民既须有效地参加他们所属的国家的管理，他必须受一种适当的教育。所以虽在苏联的初等学校里，参观者看到学生被当作一个公民待遇到什么程度，不得不为之惊异。打的责罚在苏联学校里是为法律所禁止的；就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责罚，也在实际上不存在。他们教儿童，不把教师看作具有几乎超人的权威，却把教师看作好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类，不过有较多的经验罢了。 23 ==========第24页========== 一个苏联学校的校长或女校长，只是一个先进的同志，他所以担任着这样权力的一个位置，只是因为有他的能力和良好的领导。 在苏联学校里，他们尽力使儿童和国内的日常生活发生接触。他们的功课包括关于当前的政治问题的知识，关于工业和农业的知识。为着利用他们闲暇的时间，在学校里或其他机关里，也有种种便利的设备，使他们得到课余自娱的活动，例如研究博物或工程，文学或运动。关于这方面的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鼓励儿童认真地干他的课余活动，使他有可能做具有积极价值的有用的工作。例如附属于苏联学校的各群“青年发明家”，每年能做成几百种的发明。在莫斯科的动物院里，有一群儿童助理员，也参加在那里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有一次，在五月二日，一个公共假期，基也夫城的交通指挥，是在该城儿童的掌握中。在一切较大城镇的儿童，都有他们自己的戏院和影戏院，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即教育部)会同本地的学校当局共同办理。 在儿童的戏院里，他们不希望儿童仅是旁观者，而且要批评戏剧的表演，提出改善的建议。莫斯科儿童戏院为儿童及作家举行会议，由作家在这个会议里读他们最近所著的儿童故事，并在出版以前和儿童讨论这些故事内容的优劣。儿童也学习参加决定应为他们出版什么书。 上面的例子，只是从今日苏联儿童的生活中随意举出的。这些例子可以用来加重说明这个事实：苏联儿童从他的很早时期就是一个公民，即已受到其他公民的敬重，并有机会利用他或她的闲暇时间于有用的课余活动，这活动都有实际的科学或艺术的价值。 但是学校生活本身是怎样组织的呢？ 从其他国家里的许多教师和父母看来，在一个广大国家里各处学校，竟不用责罚和一切其他方法来保全教师的权威（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习惯的)，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据 24 ==========第25页========== 苏联二十年间尝试所得的经验，倘若把儿童当作公民同伴待遇，不当作一种劣等动物，他们在行为上也自视为公民。倘若你有所呼吁于他们的时候，把他们当作认真的人类看待，他们的回答便表示负责的感觉，这却不是鞭子，或教师的权威和权力的耀武扬威，所能启迪出来的。 倘若叫我把苏联的代表型的学校和英国的学校比较一下，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样说：苏联学校课堂里的空气，可比英国游戏场的空气。在英国由游戏运动所得到的自愿的纪律，甚至在年龄很小的儿童里面由此得到的自愿的纪律，在苏联却可从实际的学习工作中得到。如果我们要问这是怎样办到的，我想我们 一定要觉得，在英国的学校里，一般地说来，唯有在游戏运动的活动里面，儿童才被人当作公民待遇，自愿地进行为着他们相互间利益的某种有社会性的活动；在别一方面，恰恰和上面的情形相反，寻常的学校工作，却被视为由某种较高的权威强迫到儿童身上的、无可避免的罪过。 在苏联的学校里，虽也给与个人的成功以最大的鼓励，但是这种鼓励的方法必适合于整队精神的发展。苏联学校对于学生成绩的批分数，并不是把他们由第一名到最末名列成次序，却是把他们分成群类，批为“最优”，“优”，“中等”和“最差”。在理论上，在每个学级里，都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学生得到“最优”的批语。依这样办法，好的学生并不因有其他学生得到“最优”的批语，而致妨碍他也得到“最优”的批语。在别一方面，在仍然盛行于英国的较古旧的制度之下，只有一个儿童能在本级里列为第 一名，只有一个儿童能被列为第二名，至于以下各名，可以类推。从英国的儿童看来，因为有着这样的批分办法，不帮助其他儿童学得好，对于他自己是有利的；但是在苏联的儿童，与他同级的其他儿童尽管批为“中等”或“最差”，于他并没有什么利益。在苏联没有个人主义的制度，在个人主义制度之下，一个人的胜利，是由于排挤他人于领导地位之外而得到的。 25 ==========第26页========== 除此以外，在苏联的学校里，他们还使各群学生经常举行集体的竞赛，使每级得到最大可能的好结果。一级里的全体学生虽都努力于获得“最优”的个人的成功，但全级和校内其他各级竞赛的时候，都努力于使得全级得到最大数量的“最优”和“优”，最少数量的“最差”。这是所谓“社会主义竞赛”，使苏联学校各级的儿童对于他们功课的热烈，好像英国的足球队对于他们足球运动有着同样的情形。结果是最好的学生自愿地帮助较差的学生，由此使得本级全体得到最好的结果。 苏联学校制度的这两个特色：一个特色是对全体学生都以公民待遇，还有一个特色是给他们做有用工作的机会，倘若他们要这样做。此外还把他们的工作组织得像在英国只于闲暇中才得到的那样的有趣，只于严格与工作分离的活动中才得到的那样的有趣：这替苏联学校建立了基础，使他们得到的那种训练制度，和在英国学校里的训练制度很不相同。 苏联的儿童，立于一个负责公民的地位，对于他或她自己的工作的胜利所以感觉深切的重视，因为此事的意义也就是全队和其他各队竞赛的胜利；他或她对于良好结果的热心，为着个人，同时也是为着全群。结果是：工作的愿望不必由上面的强迫，好像不必用责罚来使一个英国学校里的儿童认真玩他们的足球。 在英国的学校里，尽管是在惯用鞭子强迫学生的地方，通常也无须用鞭子来刺激学生，才使他们能集中注意于足球一类的事情。儿童们自己的集体的热烈，在事实上已是一种适宜的刺激，使每一个人都用出必要的精力。落后的球员被其他球员的集体的压力所改良；好的球员为着全队的利益，也要教练较差的球员。 盛行于苏联学校的，恰是这种精神；不仅在游戏运动的狭隘的范围内，却是各部分全是这样。学生们选举他们自己的领袖，负责来督察上课和一般的纪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教师对于学生的关系好像有经验的顾问对于自愿的学习者的关系，同时所谓纪律也几乎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所执行的。 26 ==========第27页========== 苏联学校课堂里的情形，是集体的整队活动的景象。学生们选举他们自己的领袖，督察上课一类的事情和一般的纪律。他们有学生委员会，决定有关全级的重要事情；为着全校，他们也选举有委员会，作为全体学生们公认的代表团体。在这个代表团体的领导之下，各群的学生便在他们的闲暇的时候执行关于学校管理的种种工作。在苏联的学校里面，像下面的情形是很平常的：看见一个卫生委员会对于学校当局及其他学生建议关于清洁的问题；看见一个厨房委员会对于学校餐厅里的膳食，提出经常的批评。还有一件事也是很平常的。那就是教员的优劣，可在会议上被公开地讨论，在这种会议里，不但教员有权利批评学生，学生也有权利批评教员的工作。 在苏联的教员也是一队中的一员一她像执行“教练员”的职务。这里最适当的比较，也可用英国学校里的游戏运动。在英国，我们可以常看到有许多人很怀疑学生选择教员是一种适宜的事情，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让学生选择教员，他们便要选择那些给他们最少工作的教员，可是说到学校里儿童对于那位教员是最好的足球教练员，没有判断的能力，却没有人肯相信的。关于足球教练员的判断，或者人们都同意，和足球有关系的儿童是最好的评判员：而对于教员的选择，却觉得儿童的判断是很不可靠的。当然，这种区别的唯一理由是在于下面的合理的前提：一般地说来，在英国的学校里，儿童对于他们功课的兴趣，不及他们对于足球的兴趣。但是在苏联，学生既有上面所描述的地位，在学校功课上的竞赛制度所发展的路线又足比于英国的游戏运动，于是英国游戏场的精神已被引用于苏联的学校里面去。 倘若英国的伊顿学校③的游戏场是培植一群帝国的统治者，那末苏联学校的课堂，因为把集体游戏运动的同一精神引用于全部青年一代的工作里面去，是在培植一个真有统治能力的民族，不是统治一个帝国，却是统治他们自己。 我们在上面曾经说起苏联学校各级间的社会主义竞赛。有一 27 ==========第28页========== 点值得注意的，在这个社会主义竞赛里面，教员也是参加者。各级的儿童彼此竞赛，要得到最多数的“最优”，各级的教员也彼此竞赛，也要使他们所教的那一级能得到最多数的“最优”。这样一来，儿童和教员有着同一的共同目的，好像英国学校里足球队和教练员同有着的一样。 为要检讨这个社会主义竞赛的结果，教员和学生之间，有时共同举行，有时分别举行经常的会议，讨论他们工作是在怎样地发展。在这样讨论的时候，学生也可以批评教师所用的方法。不但如此，在苏联学校的教职员及儿童共同编辑的报上，还可有文字的发表。没有苏联学校的课堂算是完备，倘若没有它的壁报，这一块光荣的布告板，在这上面贴着有关本地和全国重要事情的文章。这种报纸是由学生和教员共同编辑的，内容包括有关学校的一切问题的充分讨论。 例如有一群儿童也许参观别一个学校，看到别人的餐厅设备优于他们自己学校的餐厅。他们回来之后，校里的壁报就有着一篇文章，要求学校当局从速改善，使他们的餐厅设备和别校的一样好。 或者学校里卫生委员会的委员看到了别一学校的盥洗所设备更好，于是在会议中，或在壁报上面，便提出要求，叫学校当局在他们自己的校里采取必要的步骤，照样地改良他们的盥洗所设备。 这些儿童，这些学生，在学校时被训练来参加学校和大学的管理，后来便到各种苏联机关里去工作。显然地，这种人在任何寻常的劳工的雇主看来，常是不能被容忍的雇员！在学校时有着他们自己的代表委员会，通过这委员会，要求学校当局改良卫生或膳食的状况。这种学生长大之后是不会成为驯服的工人的。他们往往成为“扰乱分子”，成为常要鼓动改善状况的工会主义者。同样地，大学里的学生，在十八岁以上就加入职工会做会员，他们的职工会委员会为着学生们的利益，提出各种要求，这种大学 28 ==========第29页========== 生在大学教育完毕之后，也不会成为驯服的雇员。 这样，由苏联教育制度所创造的那一型人，从任何私有的雇主的观点看来，都是不能被容忍的一型。这种人，如用一句通行的话来说：“简直是要造成革命！”这说明为什么只在苏联，并且是在革命之后，才发展这种教育制度，创造这样的人民。在苏联，私有的雇主的权力最初被限制，最后完全被消除，在这种地方为着新的生产制度，他们所需要的那一型的公民，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完全不同的。 我们要了解这个新型的公民，必须知道他们是在怎样地生活着，他们所在工作的状况怎样。所以我们研究了苏联教育制度之后，让我们进而研究这样的青年公民担任第一个职务的情形，无论他是在一个国营机关或是一个合作社组织里工作。我们然后可以看出苏联学校的教育是苏联社会中负责公民的准备。 第三章工资劳动者的权利 不久以前，有一个著名的美国商人游历苏联，他偶然对他的向导作豪语，说他在他所干的各种企业里雇用了几千人。那个向导因不习惯于这样的情形，不能隐蔽她的惊奇，对他说道：“在这个国家里，干这样的勾当要坐十年的牢狱呢！” 今日在苏联旅行，由莫斯科到海参威，由阿堪遮到梯弗利斯，寻找不出一个地主，一个工厂的所有者，或一个劳动的雇主。各处人民很多，倘若你问他们怎样谋生，你将要发现他们里面没有例外地，要末是在某个公有的机关里工作，例如工厂或煤矿，学校或医院；要末是在一个合作社的组织里做工作的社员。在苏联的人民中只有百分之十是不归入这两类的；那些人是个别的农民和个别的手工业者，他们替自己工作，但并不雇用别人的劳动。我们试视察苏联的工业、教育、娱乐、或科学的机关，我们便要发现这些机关在今日完全为公共机关所有，所管理；这些公 29 ==========第30页========== 共机关无论是苏联政府，各共和国家的政府，或者是本地的政府。结果，实际上在苏联的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是一个工资劳动者，或者有些人是做别人的家务工作，由此使别人能为工资而做其他的工作。 在帝俄时代，如同今日在英国一样，几于全部分的工业和农业都为私人所有。在那些时候的俄国城镇里，你可以遇到富有的雇主，他们有着工厂煤矿，靠着这些企业的利润生活。你在那里也可以遇到富有的外国人，他们投资于俄国的工业，每年抽取所享受的利润；在别一方面，你可以遇到大多数人，其中多数是城镇的居民，他们都是在别人所有的那些企业里面工作，藉此谋生。 今天在苏联雇主已消灭了。公民都是工资劳动者，或是合作社的社员，其中有大部分也是工资劳动者。依苏联宪法，每个苏联的公民都享有工作、闲暇、和安全的权利。失业的废除，担保每个人都可以工作。闲暇的保证，是由于全体工人都有着每日工作七小时以下的工作日，和工资照付的假期。安全的保证是由于下面的事实：他们有疾病的社会保险，由此在有疾病时也得领受工资；他们男子在六十岁，女子在五十五岁，得享受无须工作的养老金，若是做特殊疲劳或有损健康的工作，养老金的年限还要减低。这些权利都是别国的工人所歆羡的，但是除了这些权利以外，苏联工人还有权利参加管理他们所在工作的厂店，因为他立于苏联的一个公民的地位，也是这个厂店所有权的一个股东。 苏维埃国家是建立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它的第一个命令便是关于工业中的“工人的管理权”，规定在每个工厂里，应建立雇工所选举的委员会，表现那个工厂里工人的意志，并为着工人的利益，督察该厂的管理。同时这个委员会也应与雇主④连带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纪律、和财产的保全。” 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即四个月之后，因鉴于这种制度在各工厂有种种的差异，各有他们自己的选举工人委员会的方法，于是决定管理工厂的工作改由职工会所选举的委员会主办。这样，苏 30 ==========第31页========== 维埃政府对于职工会会员的增加，给与了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工人必须参加职工会，才能参加工厂委员会的选举，这个工厂委员会是用来代表他们，为着他们的利益而管理工厂的。 这个刚成立的苏维埃国家不但在私人所有的工厂里，强制执行工人在管理上有代表权，而且进一步接收许多大工厂的管理，并接收那些雇主拒绝合作的工厂的管理。当时既有了这样的事实发生，于是便发生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国营的工厂里的工人，与管理当局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呢？ 这个问题曾于一九二一年在一个特别会议中提出讨论。当时决定在一切已经社会化的工厂里，职工会应负责保障工人的利益，禁止管理的当局方面有所谓“官僚化的枉法”行为；同时，仍照以前的命令，职工会仍然要负责一会同工厂的管理当局，此时是代表了国家一一保持劳动的纪律和财产的卫护。这样，职工会委员会在苏联工厂里成为工人的代表团体：它以工人的代表团体资格，有权会同工厂管理当局，参加有关工人生活的一切讨论。 一个外国人第一次在苏联开始工作的时候，看到管理的职员和一般工人彼此间的关系，就不免惊异。他所感觉到最有意义的事实是：一个苏联工厂的经理，他的一部分的责任是要改善工人的一般的生活状况，要增加工厂里的愉快的环境，要使餐厅和医药室的服务能够满意，要注意工人的儿童在托儿所和幼稚园里得到良好的照料；苏联工厂经理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不但要努力增加他所主持的工厂里的生产品，减低生产的成本，而且还要努力提高他的工厂里工人的福利，分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个工作。 我还记得在一二年以前，在莫斯科举行了“工业领袖”会议这里所谓“工业领袖”是指苏联工厂的经理。他们所讨论的有工人的住宅问题。在这个工厂经理会议席上，他们郑重提及一件事，就是要使所管理的工厂的工人住宅里床上的臭虫绝迹，也是每个工厂经理的责任。每一工厂经理都须注意，工人都得到适 31 ==========第32页========== 宜的住宅。 或者有些读者要觉得这个例子选得不好，因为这只足以表示苏联住宅的落后，我要请这些读者注意一九三六年一月廿四日《泰晤士报》登过下述的一段报告：“据估计，伦敦一地有四百万人遭受床上臭虫的苦扰”；但是这个事实很少人知道，因为“大家对于这件事都沈默无言，甚至他们知道床上有臭虫，也不肯承认有臭虫在他们的床上”。所以苏联之所以异于英国，或莫斯科之所以异于伦敦，不在乎工人住宅里有臭虫的存在：却在乎苏联工厂经理要明确地负责帮助歼灭臭虫，这样改善在他们领导下的工人的生活状况一这种责任并不为大不列颠工厂经理所担负，他只是对工厂的所有者负责，不对于工人负责。 这是一个例子，表明苏联工厂的管理当局对于工人福利所负的责任。下面还有另一个例子。在一九三二年秋季，我和一群工人同作假期中的旅行。在这一群里面有两个女子，她们是一个化学工厂的工人。她们在工作的时候，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因为她们的工作是被视为特别疲劳的一类。她们得到六个星期的假期，在假期内工资完全照付。后来我有了较多的经验，才发现每个苏联的机关都备有相当多的经费，专门用来增进工人的福利，关于资助假期的费用，就是在这种经费内拨用的。 有一个事实，于苏联工人和工厂管理的职员之间的关系，不无一些影响的，是在今日苏联工厂的管理职员里面，其中最大多数，他们自身就是由工人升任的。试往任何苏联工厂视察，可以看到几于在每一处，那个工厂的经理从前是一个寻常的手工工人，而且常是以前在同一工厂里的工人。工厂的管理职员的人选是由工人群众里面提拔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态度，和经理及工人都是由社会里不同阶级来的不同；在后者的情形，各人有他自己的传统和习俗，甚至有各异的教育制度，如同在英国的情形一样。 在苏联的状况之下，工厂的经理不但要负责注意生产和成本的问题，而且还要负责注意工人的福利；在别一方面，我们也要 32 ==========第33页========== 指出，苏联的工人，也不仅热心于增进他们的当前的福利，也热心于增加生产。自从一九二八年以后，全部分的苏联工业都归公有，并归公家管理，生产也受节制于一个总的计划，俾得适应社会的增长的需要。到一九三一年，失业即完全消除，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失业的事情再发生了。 因为在这样情形之下，所以苏联的工人没有任何理由要限制生产。不但如此，他们反而有明确的理由要尽量迅速地增加生产，因为这是提高一般生活标准的唯一途径。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每件产品的价值，有一部分被雇主得去，作为他的利润，在任何一个工厂或对于全部分的工业，工人可用直接的行动来强迫雇主增加他们的工资，或改善他们的生产状况。倘若罢工胜利，工资增加，利润吃亏，这是工人所满意而为雇主所不满意的。但是在苏联今日，全部分的生产工具都为着公众的利益，为公共的团体所有，由公共的团体所管理，所以在任何工厂或工业的工人，如用罢工来作增加工资的手段，结果只是工人群众自身的不利。因为罢工要使生产减少。在每一额外的生产都属重要而且都被利用的社会里，生产减少是与公众的利益违反的。所以罢工对于苏联社会的全部工人是不利的 用罢工来确定工资，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大家所很不愿有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任何工人都不可能由于减损雇主的利润以增加他们的工资。假使他们由罢工的结果而得到较高的工资，那末他们所得的是由于减损一般的经费，这一般的经费是原要用来支付一切公民的工资的。倘若苏联的煤矿工人今日为着要求较高的工资而罢工，他们在实际上是强迫政府把原来分给其他工人的经费给他们。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罢工只是代表局部工人的要求，损及整个社会，而这罢工的本身就是违反一般的利益。因为罢工要减少生产。 席初林爵士(Sir Walter Citrine)在他到苏联停留数星期后所著的日记里，曾经这样说过：“要说那里的厂长和工人之间有着完 33 ==========第34页========== 全相同的利益，这是过分的话。厂主所关心的是效率和出产，工人所关心的是他们能赚到的工资和赚到工资所需要的条件。”在这本书里，他随后又曾说道：“结社的自由和罢工的权利，是合法的工会主义的两个特色。” 依上面所述的看来，很显然地席初林爵士对于苏联工厂的厂长和工人间的关系之估计，是根据于他对于苏联实况的缺乏了解。他忽略了这在苏联独有的事实：苏联的厂长，他的职务的一部分是要负责增加工人的福利。他也忽略了这个事实：那里的工人不再是为着一个雇主工作，这雇主是要抽取他们的产品的一部分，成为他的利润；那里的工人知道他们所生产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要分配给社会的，一这也就是等于分配给他们自己。最后，他还忽略了这同一重要的事实：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罢工是一群少数人对于全社会的经济源泉的打击；同时，因为停滞了生产，结果对于全体公民都是不利的 讲到另一件事情—结社的自由—在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像苏联那样鼓励工会主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起，刚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在最初几个月里，就使职工会委员会成为各工业的工人的正式代表团体，有管理工厂的权力。这是对于职工会发展的 一个极大的鼓励，这是有职工会会员的数字可以证明的。在一九 一七年十月，那时候苏维埃才夺得政权，有两百万职工会会员。到一九二八年，这数字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到一九三四年增加到 一千八百万。没有别的国家能举出这样的数字，所以说苏联未曾尽量鼓励工人在职工会里的组织，这是笑话！ 但是，同时因为在工业社会化之后，工人和工厂的管理当局彼此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苏联职工会的地位确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工会不同。关于这件事，我们将在下一章里作较深刻的讨论。 有许多读者心里也许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倘若在苏联今日，生产是为着公共的利益而组织的，因此罢工是违反一般的利益，因此厂长和工人的目的是相合的，那末这些变化在工厂的组织里 34 ==========第35页========== 怎样显现出来呢？不会有这样的危机吗：工人也许更被国家所剥削，比他们从前受私有的雇主所剥削，还要来得厉害？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苏联工厂的组织，其实也可以说，是在每个苏联机关的组织。这种组织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组织完全不同的。 在苏联工厂里的工人，没有人在短期内就感觉到有所谓“三角”；他将发现这“三角”有权决定一切事务，这决定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握在雇主和经理的掌握中，没有别人有权参与的。这“三角”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当苏维埃国家接收俄国工厂的时候，他们的经理就对国家负责要组织生产，增加工人的福利。我们也曾经说过，职工会委员会怎样成为正式的团体，有权代表工人对管理者方面的“官僚化的枉法”斗争。在苏联工业史的最初阶段，这个方法的演进、是由于经理和职工会代表联席讨论有关工厂和工人的一切要务。结果的公布，是由经理与职工会代表共同署名，这表示这些结果是经过他们共同讨论过的，表示在未决定以前，曾经顾到国家和工人两方面的利益而加以考虑过的。 但是一个三角是三个角，不仅是二个角。我们上面所说的三角，第三个角在那里呢？ 在英国的读者看来，也许要觉得奇异，在这个三角里（它是每个苏联工厂的最高的权力)，第三个角是一个政党的代表。在苏联的工厂里，讨论有关工人福利的一切问题的机构是“三角”；这 三角所包括的成分如下：厂长，他是由政府某部委任的，对于政府某部负责；职工会代表，是工厂里的工人所选出的，对于工人负责；还有是“党”的代表一一就是苏联布尔塞维克或共产党在工厂里的组织。 厂长代表国家，职工会代表是代表工厂里的工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党是代表准的利益？这在读者也许是不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十五章作较详细的研究。但是在此地此时，不得 35 ==========第36页========== 不先叙述一个外国工人第一次在苏联工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印象。 在每一个苏联的工厂里，我都看见工人伙伴间的关系都是友谊的。厂长的地位是一个“人”的地位，如同其他工人一样。他是这个机关里的领导的人；一个工人伙伴，但是一个好的工人伙伴，最有能力担负管理责任的人。今日在苏联里的一般的工厂里面，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都是职工会的会员。不是职工会会员的那些工人，通常是新来的，或是被遗漏的，或者是少数人因违犯了职工会纪律而实际上被开除的。工人所选出的职工会代表，可以算是工人里面最适宜于代表他们利益的最孚人望的人物 有些工人除了他们的职位，他们的职务，或他们是职工会委员会的委员，他们还是“党员”。这些人是党的分子，这党是一个被自愿参加的政治组织。一般地说来，我常看见党员往往就是最被敬重的工人，无论他们有着什么技能或地位；党的组织也被视为一种有组织的一群领导人物，这群人比平常的人更忠诚于有益社会的工作。全体工人都愿受党员的领导；在大多数的例子里，你如问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在党里”，回答是他们未担负额外的责任，已经够忙了！ 我在此地特指出上面的事实，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苏联的工厂里，党的代表，连同厂长和职工会共同构成“三角”，是被视为绝对自然的事情。党是被看作最好最负责的公民的一种组织；于是“三角”成为一种机构，它代表国家，代表工人群众，并代表在党方面所表现的有组织的工人领导。 如说这个“三角”对于工厂的管理，是唯一的特色，使苏联的工厂和其他各国的相类的工厂因此不同，这也完全是误解实际的情形。在事实上，虽然因为有了所选出的职工会代表参加，一切重要的决定都不得不与工人的代表合作，可是构成“三角”的各方面的人物可能有争执，工人和管理者彼此间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发生。 在苏联遇有这类的“工业争执”发生，还有个主持干涉和调 36 ==========第37页========== 解的机构。在实际上，倘若工厂里发生了不同的意见，职工会或党员代表常把这件事呈诉于更高的当局。倘若工厂里的职工会委员会对于工厂管理处的处置不满意，那末他们可将此事呈诉于职工会的区委员会，这区委员会便和管理这个工厂的政府某部交涉，这类的事情，大概都可以这样解决。倘若争执久而不解决，有必要时，苏联全国职工会总部也可以出面处理，直接与政府交涉。但是在目前情况之下，雇用职工的机关与职工会之间的关系是很和睦的，所以关于争执的事情，总易得到合理的解决，不至于达到那样紧张的程度。 如果我们想到，工人所选出的代表和政府所委派的代表，彼此之间有着同一的目的一尽速增加生产和增进工人的福利，由此提高一般的生活标准一那末就可以明白，扩大的关于工业的争执是极端不会有的。 但是另有一种争执，不能用简单的交涉程序解决的。这些争执是关于厂方对于法律的侵犯，例如厂长不执行法律上所规定的安全方法，或不付给开除的工人以正确的工资，以及其他等等。关于法律的争执，这个问题可由下面两个方法中任何一法解决： 一个方法是可将此事呈诉于最高的当局—一这更高的当局得强令厂长实践他的责任；倘若对这个案子还有怀疑，那末另一方法是可由法庭加以裁判。这些法庭，我们将于第七章中论及，也是代表全国工人的，它们执行法律，也是有着工人阶级应有的常识。 以上我们所研究的，只是关于苏联工厂管理方面的所谓“正式的”机构。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广大范围的问题由“三角”解决的时候，不是和其余的工人隔离开来，却是和工人同作公开的讨论。例如每年苏联工厂的厂长要对工人大会报告，好像英国的合股公司的总理要对股东大会报告一样。在这样会议里面，苏联的厂长要报告过去一年的情形，生产计划的实践，以及改善工人 一般生活状况的计划。 这个报告完毕之后，接着是公共的讨论，每个工人都得参加， 37 ==========第38页========== 对于个人和个人的集体都可加以严厉的批判，就是管理处的职员也不能避免工人群众的批判。由于这样讨论的结果，某些工人也许要被迁调到其他位置，或者升任较重责任的职务，或者降任较轻责任的职务。一个苏联工厂的厂长，要对于他们的职务胜任愉快，在这样的会议里，必须能够证明确能领导在他之下工作的人。倘若在这样的会议里，工人表示对于他们的厂长没有了信仰，那末主持这个工厂的机关便要把他换掉。因为一个苏联工厂的厂长必须能够领导：他必须是被公认为厂里全体工人的最好的代表，否则工人群众便要反对他，将发生继续不断的冲突，结果要减低工厂的效率。 厂长报告了过去的状况外，接着还要报告来年的计划大纲。这个计划是由上峰交给工厂的厂长执行的，例如由国营托辣斯或地方当局交下来的，工厂要对他负责。这个计划构成该项工业的总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工厂所在地的总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计划都是按年由政府设计委员起草，经政府核准施行的。 这交给每个工厂的计划，是国家设计委员会的视察结果，根据所估计的资源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计划也许忽略某种地方的特点，特殊工厂的特色。所以一切这样的计划，都要经过厂里全体工人的讨论，这是重要的手续。因为有这种目的，不仅有全体工人的大会，而且在每个工厂举行讨论，提出改善计划详细内容的建议。 例如也许有某厂在过去一年中因原料缺乏而不免停顿。当这样工厂的工人在大会中指出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可以建议：倘若原料的供给有保证，他们能够增加生产双倍于计划中所定的数量。试举另一的例子，某一个工厂的工人也许要说：倘若他们能够得到更多一架的某种机器，那末他们原须六人才能做的工作，有一个工人就够了。余下的五个工人，可用于缺乏劳动的工作，这样 一来，出产可以大大地增加起来。 在这样公共的讨论里面，实行计划的全体工人对于计划先作 38 ==========第39页========== 详细的讨论。这种公共的讨论是一切苏联工业的一个特色。而且这种讨论还不是就此完了，在全厂中还要陆续开会，常是每个月开一次，检查所采用的计划是在怎样地被执行着。 有许多工人虽然在开会时不善多说，但是他们却也有意见要发表。这些工人可用文字来发表他们不愿在会议时说的话。在每 一个苏联工厂里都有一个“报”，给这些工人以发表他们意见的机会。 很少游历苏联回来的人不提起苏联的壁报，壁报在每一个苏联的机关里都是一件显著的事情；自从红场旁的政府公署到工厂里的工场，学校里的课堂，以及集体农场上的牛栏，都看得到。我们在上面讨论教育的时候，已经说起这种壁报。青年工人离开学校加入工厂去工作的时候，他在学校里已在壁报上写作过；在工厂的壁报又是发表意见的一种工具。从一个星期到别个星期，从一个月到别个月，在苏联工厂墙上的壁报都是厂里舆论的热度表；在这壁报上，工人们发表对于他们自己工作的意见，对于别人工作的意见，而且倘若他们觉得管理处有错误，也不忽略对于厂长或其他管理人的批判。 可是我们可以问：在苏联工厂里谁编辑这些壁报呢？是不是厂长？或者是共产党？或者是一个寻常的男工或女工？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苏联工厂里这种壁报的编者，是由所选的职工会委员会委任的，他对于这个委员会负责。这壁报是通过职工会的工人的言论机关。还有一个相类的问题：那些讨论生产计划和监视实行生产计划的工人会议，是由那个组织的？同样的答案是：职工会负责组织这些会议。 我们这样开始看到，在苏联的工厂里，无论我们朝那个方向转，我们一谈到工人的权利，简直就离不开职工会委员会的活动。职工会的代表和厂长坐在一起商洽一切；职工会组织讨论本厂工作的大会；职工会管理着壁报。我们研究苏联的工资劳动者的状况，没有时候能不提及职工会。因为这个原故，我们要对苏联工 39 ==========第40页========== 资劳动者的状况作进一步的研究，不得不先研究苏联职工会的活动⑤。 第四章职工会的权力 在一九一八年所采行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结社自由是对全体公民有着保证的，并说明这苏维埃国家“给与工人以一切物质的和道德的扶持，帮助他们团结起来，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列宁把职工会看作“共产主义的学校”，在这里面，寻常的工人能够学习管理他们自己事务的技术。而且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当我在苏联开始工作不久以后，就有人诚恳地劝我加入职工会；加入职工会做会员，在苏联的男女工人，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的。 在每个苏联工厂里的职工会，它的职责是要吸引全体工人积极参加该厂的管理工作，并积极参加本国社会的和政治的生活。我现在还记得，当他们在莫斯科讨论我加入职工会问题的时候，他们问我做过什么“社会的工作”。我在当时已在工作余暇，讲演过关于英国的情形。这便是我的“社会的工作”，我因此便被准许加入职工会了。 “社会的工作”这个名词，在苏联的意义和在英国的很不相同。每一个苏联的职工会会员一一在苏联每十个工资劳动者里面就有八个一除了他的有报酬的工作之外，还须做些对于社会有用的工作，无论这工作是怎么微小。倘若你参加了你的职工会委员会，或者参加了本地的苏维埃，或者做了一个戏剧组或运动俱乐部的组织者，这就是社会的工作。倘若你在工作余暇，作某种问题的一串演讲，或加入一个研究组，或替本地苏维埃或职工会委员会做些自愿的工作，这也是社会的工作。苏联的职工会努力鼓励每一个公民都成为社会的一个积极的分子，不但做着他的有报酬的工作，而且除此以外，还须在工作余暇，做些于社会有用 40 ==========第41页========== 的事情。 苏联的职工会有代表参加工厂的管理，更上去，也有代表参加国营托辣斯的理事会。在每一个工厂里面，职工会动员工人参加工厂的管理。它组织会议来讨论工人的福利和生产的问题，它管理工厂里的报，这个报是工人发表意见的工具。但是这种讨论，无论是口头或书面，都有一个目的；这目的就是尽速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标准。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这件事要依靠生产的增加。所以在一方面，苏联的职工会注意增加生产，认为这是提高全体工人生活标准的唯一途径；在另一方面，在每一个苏联工厂里，职工会也注意于立刻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总之要注意：生产的增加要有效地反映于工人生活标准的提高。 我们在上面研究教育的时候，已熟悉“社会主义竞赛”，这是个人和个人间，群和群间的竞赛，争取最好的结果。苏联青年公民是被训练来彼此竞赛，争取最好的结果。苏联的工人，在他的工厂里，也根据这同一原则，和他的工伴竞赛。苏联的职工会，便是负责在各种生产机关里组织这种“社会主义竞赛”，这种竞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生著名的“突击队”运动；在较近的时候，便发生斯塔哈诺夫运动，这名称是采用一个煤矿工人的名字。 那些自己的利益和资本主义的存在有连带关系的人们常说，社会主义限制创造力，但是他们很少停着问道：准的创造力？ 在苏联今日，没有人的创造力能表现于为自己牟利的营业，诚然是一个事实；而且没有人的创造力能表现于管理一种营业，胜利的结果使同行的营业受到破坏。也没有人的创造力能够表现于私人的雇用工人或开除工人，强迫工人接受他们的工作条件，等等。在工厂主持管理的职员方面，也不可能表示创造力像在资本主义厂店里所常见的那样一叱喝可怜的雇员，侮辱他们，并用种种方法，无论是温和的或残忍的，剥削他们。这种形式的个人的创造力，在苏联是被抑制的；但是这些只是个人创造力的很 41 ==========第42页========== 有限的例子；这些只是从资本主义制度里举出的例子。在别一方面，关于工人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环境的创造力，苏联的制度却给与最多的机会，同时因为在苏联今日全体人民都是工作的人，这就是说，在人民所做的一切业务里面，个人的创造力不但不被阻碍，而且正是被鼓励的。 在苏联，个人创造力的主要的出路，是社会主义竞赛。职工会便是这种竞赛的组织者。社会主义竞赛在一九二八年才开始广大地组织起来。若干工厂和其他若干工厂订立合同，争取他们的计划的最好的执行。这些合同是在工人大会里起草的。报上发表每周的纪事，叙述参加竞赛者的怎样迈进，胜利者得到奖旗和奖品。在每一个别的工厂里面，各组的工人彼此间也有竞赛，争取最好的结果，胜利者也得到奖励。但是这种的竞赛和资本主义的厂店间的竞赛很不相同，甚至和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各组工人间的竞赛也很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情况之下，所谓胜利的工厂，是夺得订货而使其他工厂没有生意，胜利的工人也要使较差的工人失业，在苏联的情形却与此不同，在那里没有胜利的工厂要使其他工厂没有生意做，没有任何一组的工人的胜利而使另外一群的工人失业。恰恰相反，当一次社会主义竞赛完毕之后，最优的工人常被胜利的工厂送至较差的工厂去帮助他们；至于各组工人之间，在最优一组中的工人也要帮助他组工人去提高他们的生产达到同一水准。这样，在工厂里也和在学校里一样，社会主义竞赛也是一种方法，把游戏场的精神引用到工厂里面去，由此鼓励生产；并使胜者和输者，都能为着一般的利益而发挥合作的精神。 在这个社会主义竞赛的过程中才发展出突击队来。他们是在社会主义竞赛中获得最出色结果的各组工人。“突击工人”的尊号，开始被赠给那些在社会主义竞赛中表现最好结果的工人。但是这些尊号并不只是从上面由厂长所赠与的，也不是由“三角”所赠与的。工人们自己在一个职工会的会议里，选出一个委员会来检查竞赛的结果。这委员会将检查结果报告“三角”。这“三角”于 42 ==========第43页========== 是根据报告，提出值得赠与这个尊号者的建议，再由工人会议决定。 工人们受奖金，也用这样的方法。由英国的读者看来，听说在苏联有某工厂的工人受到金钱的奖励，有时或受到有用的物品的奖励，无疑地要觉得骇异。这件事的意味，岂不是好像英国慈善的老头在圣诞节或其他时候，把鼓励的礼物送给最忠实的工人，想藉此更加强他们对于他的忠诚，同时这件事却引起其他工人的侧目？ 但是这样的比较，在任何曾在苏联机关里工作过的人看来，都知道是和在苏联的现实生活完全不合。我在莫斯科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过许多机会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由我们自己起草关于竞赛的合同，规定各种条件，如工作的量和质，准时，工作时的整洁，在某时期内须做完某种职务等等。等到期满的时候，我们选出自己的委员会，检查我们的实践情形。通常多在五月一日和十一月 七日，在这两个伟大的革命纪念日，苏联的工厂给与最优的工人以奖金。关于那个工人应受奖金，这建议是由我们所选的委员会提出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厂里的“三角”总是接受我们委员会的决定。最后由工人大会通过这建议。这样倘若我们里面有任何人得到额外的酬报，作为对于优良工作的奖金，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所赠与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受奖者所应得的。 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的期间，有一个新式的突击工作发展起来，即“斯塔哈诺夫主义”。在本质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有一个煤矿工人，名叫斯塔哈诺夫，在乌克兰的顿纳兹一个煤矿里，重新组织一组工人的工作，在这一组里他是一个领袖，因他重新组织的结果，出产大大地增加起来。他的那个煤矿的报纸宣传了这件事情，随后被其他的报纸视为难得的珍闻，辗转登载一 一因为苏联需要煤，于是斯塔哈诺夫的合理化的建议轰传到了全世界。 最初有很多厂长和工程师为着两个主要的理由，不赞成斯塔 43 ==========第44页========== 哈诺夫主义。第一，他们觉得工作方法的全部改组，是他们的职务，并不是一般矿工群众的职务。苏联政府的报纸立刻攻击这种见解，指出苏联的福利靠着全体工人的个人创造力的最高度表现。第二，在某些事例里，厂长和技师反对工人改组他们工作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工资要因此提高，要远超于技术和管理职员的工资！这个态度也被报纸所攻击，于是斯塔哈诺夫运动传播于全国。 斯塔哈诺夫运动，给与斯塔哈诺夫和他的仿效者的宣传与鼓励，刺激了每个工人，无论他是怎样不熟练的，都有志把自己造成一个合理化者，造成他或她的劳动的一个组织者。这样，每个工人都感觉到是被鼓励着不但利用他的手，也要利用他的脑。结果在物质的和文化的标准，两方面都有了一般的提高。不但如此，他们叫有领导作用的斯塔哈诺夫式的工人，做教授他们自己方法的教师。斯塔哈诺夫本人也被请回到他自己的乡村里去，用他的组织力提高该处集体农场的生产。他也费了许多时间视察各处煤矿，教导那里的工人怎样重新组织他们的工作，争取更大的效率。 一个寻常的矿工变成了一个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了。这种事情在苏联今日是随时发生的，影响着整千整万的工人。 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及，斯塔哈诺夫式的工人由于他们的更多的出产，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在苏联，工资是怎样付给的？答案是：就一般原则说，是民主的，“各按各人的工作取值”。 每年，在每一个苏联的工厂里，职工会和管理处之间订立一个“集体合同”。这个合同规定管理处对于工人，在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服务所应负的责任，也规定该厂工资的详细等级。这种工资等级的一般的基本原则，是由各业职工会的中央委员会，与管理各业的政府各部合作，共同决定的。至于要适合各地情况的详细情形，是由每一个工厂分别规定的。这样，至少每年一次，每个工作的男女都有机会参加工资率的一般的讨论。这些工资率，由最高到最低，都须加以重新的检查；每个工人都有机会讨论他所得的工资。在这个讨论里面，每一例外都被考虑到，由此工人们 44 ==========第45页========== 最后对于什么工资率是公平的，得到共同的意见。集体合同就根据这样的讨论起草。结果，工资的差异尽管相当的大，每人对于每一特殊的工资都知道理由。于是他们知道怎样能够提高他们自己的工资；在我们讨论机会平等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工人如欲提高自己的资格，大概都有机会达到他们的目的。 但是工资既然是不平等的，有些人一定要比别人的生活过得好些。这是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据说在苏联的人民也可以贮蓄，国家对于人民的贮蓄在实际上还付给利息，这是不是真确的？这样情形的结果，将来会不会发生一个闲暇的阶级？ 关于贮蓄这件事，我们先谈谈上面所提起的第二个问题，苏联政府在实际上对于贮款确曾付给年利七厘到八厘，直至一九三 六年才有变更。此事实行的时期，是全国都在努力建立生产的工具。在这样的时期里面，在消耗上每一件节约的事情，都于社会有益，因为这样能使更多的资源尽量用到生产方面去。但是到了 一九三六年，由于政府的命令，利率过一夜忽然减低了一半。在当时贮蓄的款子一直在增加起来，而在消耗上鼓励节约的急迫性却低微下去了。在将来，消耗品生产量更多，生产工具的扩大更不必像以前那样急迫，政府将更有命令把利息完全废除 在苏联，利息只是暂时的现象。收受利息的人绝对不能因此控制全国经济生活的总计划。他们不是雇主，他们不能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什么人应该工作，并在什么条件之下工作。他们除非是工人和工资劳动者，不能参加全国经济生活的计划。我们在以后将要看到，除非是工人，任何政治的权利都没有。而且在苏联的法律明白规定，“工作是全体公民的责任”。所以他们如果成为社会中一个闲暇的部分，那是犯法的事情。 其次讲到不平等的工资问题。这个不平等，在苏联社会里是有着一个明确的当前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要促成生产力的最大可能的发展，这是提高一般生活标准的唯一途径。在革命以后，就采用不平等的工资，藉以鼓励最优的工作。有的时候有人说，苏 45 ==========第46页========== 联在较近的时期里才“回到”不平等的工资。这是不确的。自革命以来，件工工资已被采用过；但是以前在工资率方面，确有若干过分的例外规定，尤其是在五年计划初期，使某些熟练工人工资反比不熟练工人来得少，于是优良的工人得不到使他们更为努力的鼓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实行五年计划期间，特别注意各业里合理的工资等级之规定。 这是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者马克思，认为不平等的酬报是共产社会初期的一个特点。在一八七五年，他曾经这样写过：“当它（指社会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出现的时候，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知识上，染有它所从出现的旧社会的遗传下来的疾病”，在那时候，各人还须依着他们的工作，从社会收受全部生产中的一部分。 他继续这样说：在那时候，“一个人在体力上或知识上胜过别人，所以在同一时候，能贡献更多的劳动，或能作更长时间的劳动。”但这个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已“承认没有阶级的差异，因为每一个工人都和他的伙伴同样地是工人，但是它却默认因为有着不平等的各人的资质，有着不平等的各人的生产能力，所以这种人应享有自然的权利。”只要是生产工具从雇主的手中取出之后，并由公共机关主持管理，无论这公共机关是国家、是地方当局、或是合作社，我们就有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大家都是工人，无论是厂长或是不熟练的工人。但是每一人所赚的，是要根据他的工作：工资率的确定，是由人民自己通过他们的职工会和雇用的机关所订立的集体合同。 在苏联今日工资是不平等的：我们却不可误会，以为这个事实所包含的意义是说那里的工人并不能依他们的需要，比其他地方的工人享受得多些。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苏联的工人已经依他的需要，享受许多事物。例如关于住宅，所付的租金约等于所赚的百分之十，所以赚得最多的也付得最多。同样地，一个工人因病离开工作，或者因为他要离开去照顾家中的一个病人，他 46 ==========第47页========== 所应得的工资都须由社会保险中照付。妇女在生产前的两个月，及在生产后的两个月，虽不做工，工资仍须照付。而且如果依医生的嘱咐，她们必须提早停工，或展缓回工，她们还得休息较长的时期，工资仍须完全照付。托儿所和幼稚园关于儿童的设备，学校供给儿童的膳食，取偿有差异，也是根据父母的经济状况。此外，在工人遇着假期的时候，工厂的管理处和职工会，都须给与工人帮助，使他们能够享受最好的假期生活，不但为着娱乐，而且也是为着他们在健康上的利益。 苏联的社会保险是一件规模宏大的事业，它影响二千万以上的工资劳动者的生活。社会保险的管理，完全握在苏联职工会的手里。在每一个工厂里，在每一个工场里，有一个职工会的会员要担负“保险代表”所应做的“社会的工作”，要负责访问生病的工人，要注意他们确受到他们的保险费。而且遇着任何地方需要帮助的时候，要做到从管理处及社会保险费中给与他们以额外的帮助。遇有需要的时候，这位同志也要替他们取得休养院和疗养院的派司。 这样的一个保险代表，一方面要负责帮助生病的工人，一方面也要代表职工会防止诈病的流弊。倘若有一个工人因在路上受伤而离职，经保险代表的调查，发现他是因为酗酒而在路上受伤，那末这件事就受不到大的同情，而且遇有这样的事，有一部分的保险费也许要被保留。这样的一个工人，当然还可以控诉于职工会的大会，但是在这样情况下的要求，大概也受不到多大的同情。 苏维埃政府关于社会保险的第一个命令是在一九一七年颁布。关于社会保险的经费，全由雇主捐助，不对工人有所抽取。国家既是雇主，国家便须负责捐助必要的经费。因病或因非自愿的失业所应得的津贴，依当时规定，约等于平均的工资。这个命令并规定“一切保险的机构全由工人自己管理”。 在一九三三年以前，社会保险的管理是握在劳工人民委员部(即劳工部)的手里，这是最能管理此事的政府中的一部。后来 47 ==========第48页========== 到了一九三三年，此事的管理完全交给职工会，连同视察工厂的工作，及保护劳工律的执行，也都交给职工会处理。席初林爵士批评职工会权力的这样增加，曾经这样说过：“苏联的职工会不能和世界上任何其他的职工会比较。依我所能看到，苏联职工会所有的职权，在别的国家里面，是由国家自身来执行的。苏联职工会在事实上是国家的机关，我看不出它们真正有任何独立的存在。” 在别方面，韦白夫妇曾经对于苏联的公务管理制度作过彻底的研究；不是席初林爵士在数星期的旅行所能及的，韦白夫妇关于这件事曾经这样写过：“这样使苏联的职工会在工作和势力上得到广大的增加，有些人对这件事有着奇异的误解，认为只是把职工会的地位降为友谊会；但是苏联的职工会对于工厂的管理和工资的决定，仍然保持着而且继续执行着十五年来所有的一切势力和权威。对于社会保险的新的管理权，关于这方面的经费和宏大规模的服务的全部的管理：这件事反而增强职工会的力量，更能提高工人的生活标准，甚至更能团结所有的广大的会员。” “苏联宪法的变更，虽很重要，但是关于社会保险的管理并不因此有多大的差异，像那些只知道西欧或美国宪法的人所想象。例如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比之于大英帝国废除劳工部大臣，把该部关于失业保险和工资局的职权，移交给英国的职工会大会和它的总部！”因为诚如韦白夫妇所指出，在苏联，劳工人民委员长（即劳工部长)的委任，其人选总是根据职工会所呈递的名单！席初林爵士提起苏联的职工会，认为是国家的机关，因为苏联职工会主持工厂视察和社会保险。但是这里的问题是：由职工会，不由国家，主持这类的事情，是不是民主国的一个特色呢？倘若在英国，由工人所选的职工会代表来管理社会保险，这对于英国工人 一占英国全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一是有利呢？还是不利？据苏联的经验表示，就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保险的官方的管理者，也许会变成官僚化，不能充分注意每个案 48 ==========第49页========== 件中个人的需要。正是要防止这样的流弊，所以才把社会保险的管理移交给职工会，因此今日在苏联，是由工人所直接选出的代表，不是由政府各部的雇员，管理各工厂所供给的经费，用来保险工人的疾病、残废和老年；如果是妇女，怀孕的母亲和育的儿童都可得到种种的优待。 关于劳工的卫护，也有相类的情形。有一个时候，在苏联，工厂的视察是由政府一部管理的一由劳工人民委员部。在那个时候，职工会如对于任何特殊的工作场所的状况不满意，不得不向劳工人民委员部请派专家视察。但是今日不同了，可由职工会会员所选出的一位会员，担任工厂视察的工作。这个“卫护劳工的代表”须负责注意法律是确被遵守的，工人是确能受到他们的充分的权利。 当我在一个苏维埃办事处里工作的时候，在打字员里面有一位诉说她的桌子太高。在那个时候，我是职工会的组织者。我视察之后，才知道在苏联打字员所用的桌子的高度是有法律规定的。我因此事访问了卫护劳工的代表，她听我报告之后，坚持厂里管理处应替那些打字员换用新的桌子。这件事在五天以内就办好了。 我们在上面已经知道，工厂的管理处对于工人的福利要怎样负责。依苏联的法律，每一个机关都须替它的工人设备集会和膳食的地方，职工会的办事处，以及工人儿童所用的托儿所和幼稚园；职工会委员会的责任，就是要注意管理处对于这些方面是否已执行了他们的任务，因为要顾到这些事，他们并选出若干特别委员，照料公共的膳食，照顾儿童，以及其他等等。这些代表的工作，就是要在社会保险费中拨款帮助低工资的大家庭；要替这样家庭的儿童设法布置，使他们能在营帐里过他们的假期，不必出费；也要设法解决过于拥挤的住宅问题。这种特别委员也要负责督察托儿所、幼稚园、和营帐里所办的服务是否良好。 这样，一个有家眷而低工资的工人可享受许多免费的服务，由国家的经费中拨助，由所选的职工会职员主持。这样，住在过 49 ==========第50页========== 于拥挤的房屋内的工人家属，也可设法另寻住所，厂里管理处每遇有新的住所可用的时候，总是要对于职工会的建议加以考虑。 关于教育方面，在这里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苏联各机关里的工人怎样有机会享受种种范围的免费训练。在这里所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关于这种训练的督察，以及注意这种训练是否普遍地实施起来，这些都是职工会会员自己所要担任的职责。例如在一九三四年中，曾发起一个运动，要苏联的各处工厂都须设立训练班，以提高工人的能力。这些训练班的经费由厂里管理处担负，学生就学，一半用他们自己的时间， 一半用他们工作的时间。这些训练班的实际的组织、课程、及教员的决定，都是由职工会委员所委任的“文化代表”主持。这种的文化组织者是对职工会负责的，也要负责帮助各种各式的公余时间的活动，例如业余戏剧和游戏运动等等。维持这些活动的经费，有一部分是出自职工会的预算，有一部分是出自工厂的“文化费”；关于这“文化费”，厂里特拨用一部分的收入。这样，一方面，工资得按年得到严格的调整，使每一个工人都得依他的工作而获得相当的报酬；在另一方面，还有社会保险费，种种由政府机关所供给的其他经费，也是很大的资源，几全由职工会分配，用来应付那些不能用工资来应付的工人的需要。这样，大家庭的需要，以及高等教育，文化生活，和游戏运动的种种需要，都可以得到大规模的满足，远超过了实际的金钱工资的比例。 关于苏联职工会的活动，还有一个特点值得说一说，因为这个特点能使苏联的职工会会员和其他职业团体的会员发生联系，和其他工厂里的工人发生联系，和其他原来也许无法相遇的公民发生联系。这就是一种制度叫做“赞助制”。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遇有一组工人在社会主义竞赛里胜过别组，或一个工厂胜过了别个工厂，赢的人常用有组织的方法去帮助输的人。这种帮助有的也被称为“赞助制”。 但是这种“赞助制”，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最不同型的各 50 ==========第51页========== 种机关之间的合作。一个工厂里的职工会委员会也许和红军的一个联队，或和一个集体农场，订立一个“赞助公约”。根据这样一个公约，当收获的时期，这工厂就设法帮助那集体农场，并在全年中把某种工业品供给它。那集体农场也依次把农产品供给这工厂。不但如此，公约的两造还保持着社会的接触，成群的工人和集体农场的农夫，彼此互作社交的访问。相类地，例如上面所提及的红军，那一联队因参加了“赞助公约”，在所做的事情里面，有一件是要教那些工人和集体农场的农夫学习放枪，学习跳落伞的技术，以及其他等等。此外，他们遇那个工厂发生障碍的时候，也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遇着农场收获忙碌的时候，也去帮助他们共同工作。这一联队的红军中各将士要参加那工厂或农场所举行的社交聚会；工人和农民也要参加红军所举行的社交聚会。那工厂里的工人要替这一联队的红军做些技术的职务；那集体农场的农夫也要把农产品送给这一联队的红军应用。由于这样的做法，苏联居民的主要部分，工人、农民、和士兵，彼此有着密切的社会的和实际的接触。 还有个例子，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及，在苏联的情况之下，在工厂里的业余戏剧俱乐部可以得到专业的戏院工作者的帮助。这种事情，通常也是由职工会接洽布置的。有时他们也给专业的教导员以报酬，但是在别的时候，他们也和某戏院订立“赞助公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戏院里的工作者在他们公余的时候，帮助工厂里的戏剧组：在工人方面，也替戏院做些技术的服务以作回报。相类地，一个著名的作家也可和一个或两个工人文学组建立“赞助”的关系。他教他们的工作。他可将他的新书让他们试读；他们可以贡献对于他的新书的批判。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也和居民中的工作大众有了接触。在今日第一流的英国作家，有多少知道他们的著作对大多数人民一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劳动者有什么影响？他们能否想象，大多数的人民一工资劳动者有一天会读到他们的书？ 51 ==========第52页========== 讲到这里，我们要谈到“赞助制”的另一方面一职工会和国家之间的关联。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都是把职工会看作是代表工作的人民，和国家所委任的管理当局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未曾谈到职工会对于苏联国家本身的管理也有着积极的参加。在实际上，这个问题将在第八章里有更充分的研究，那时我们可将苏联国家的基本结构解释明白。 但是我们在这里却有一个事实需要提出来说一下，就是苏联的职工会组织“攒助制”的办法，不仅是关于集体农场和工厂之间，工厂与红军联队之间，而且也有关于各工厂与政府各部之间，例如财政人民委员部（即财政部，下类推），健康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甚至伸展到苏联的主席加里宁同志的办公处。例如在工作时间过了之后，有若干工人从几个最重要的莫斯科工厂里出来，跑到政府的办公处里面去，去参加重要的管理工作。有的在本地，当工作时间过了之后，跑到他们本地苏维埃的办公处里面去，在该处各部工作。但是关于这个题目，值得用一章来研究，以后我们还要谈到。 可见苏联的工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在这里面，工作者的组织（即职工会)有着领导的作用。每一个人对于他自己的职务要负个人的责任，同时对于全体的工作也负有集体的责任：这是苏联工厂的特色。所谓集体的责任，它的意义就是集体的讨论和批判；它的意义是人民必须管理他们自己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工人有着相当的工作日，也有着相当的假期，就是在输送机旁工作的工人，也能重新感觉到手工业者所有的一种快乐。这工厂是他的，他和他的伙伴们都可由于更有效率的和更增加的生产而享到利益。他常常能对于工作的程序，计划改善的方法，而且知道这些改善的方法是可以被采用的。就是在本身原来是最少兴趣的工作，也能够使人获得某种优美的感觉；社会主义竞赛甚至可以使扫地板的工作也使人感觉到好像有参加足球运动中所可得到的那种惊喜的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联的工人觉得他是 52 ==========第53页========== 为自己，同时也是为着别人而工作；因此他就是做最简单的工作，也觉得自傲：这种自傲的心情，如工作的结果全是为某些别人的利益，如结果愈大而将来愈要发生失业的现象，那是很难感觉到的。 第五章合作联邦里的合作社 在苏联，土地和工厂，矿和住宅，不是为国家所有，便是为合作社所有。而国家却是代表工作的人民，这是我们将在第二编里详细讲到的。所以把苏联称为“合作联邦”，似乎是很公平的。国家本身既是人民的合作组织，于是国家的组织和合作社，彼此之间在原则上是不会再有冲突的了。我们要研究今日苏联的合作事业问题，要从这样看去，才能得到要领。 消费合作在帝俄时代就被鼓励，因为当时的警察当局认为在劳动阶级的活动里面，算是一件“稳妥”的事情。在当时那样情况之下主持合作的人，并不是在一九一七年倾向于拥护革命的那种人。但是因为合作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为着劳动阶级消费者的利益，对私营的商人斗争，所以苏联极力鼓励消费合作社的发展。这些合作社在当时并不分股息，只是所供给的货品，其价格比私营的商人所取的价格低。当私营的商人在市场上排出一种新的产品，合作社便把同样的产品卖得更便宜，结果是社会得到益处。在一九三四年的时候，在苏联消费合作社的社员约达七千三百万人。 苏联各合作社的社员选出他们的管理委员会，再由各委员会举行大会，组织一个消费合作社联合会，调整在苏联的各合作社的贸易。 但是合作社的贸易有某些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缺点，尤其是在城镇的居民方面，是要在特别的店铺里购买，这种店铺常常离家颇远。在一个乡村里，那里距离无论如何是不会很远的， 53 ==========第54页========== 这种的不便可以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自从第一次五年计划在一九二八年开始不久以后，在各工厂以及其他工作的场所，合作社的店铺大规模地开设起来。同时，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九年的期间，因国家对于私营的商人征收重税，私人贸易几于全行消灭。合作社几于完全独占了贸易。 在这个时期里，一方面，因为城镇居民的激增，以致工作的人民所需消费的一切产品，其需要也随之俱增：在另一方面，因为农业改用合作的办法而重新组织，以致粮食的供给暂时为之低落：由于这两种现象，于是对于一切粮食产品及多数工业产品，都采用有限分派的暂时计划。人民可从合作社里，用较低的价格，购买有限分派的货品，超出有限以外的额外分量的货品，可从国营商店里购买，但是所付的价格高得多了。 当我在一九三一年开始在苏联工作的时候，利用合作社为着消费者的利益而进行贸易，与为着利润而私营的商人竞争，其重要性比较以前已经无足重轻的了。因为不再有私营的商人，人民可以在合作社里面出低价购买有限制的货物，或用高的价格在合作社或其他店铺里购买无限制的货物。准许购买的有限分派的货物分量，以及物价的一般的水准，都已由国家确定。所以由我看来，或由其他在苏联工作的人看来，在一九三二年，原来附设于工厂的合作社，移交工厂管理处主持，并不算一件可以骇异的事情。 由于这样的变化，工厂里的商店经理，原来是由顾客们所选出的委员会委任的，以后却由工厂的管理处所委任。初看起来，这件事似乎暗示工人对于这商店的管理是松懈了，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职工会的代表也参加苏联工厂的管理。当一九三二年合作社移交给工厂管理处主持的时候，这不过是一种形式的工人管理由别一种形式所代替罢了。以前，由合作社的社员选出一个特别委员会经营这商店。现在却由职工会委员会委任一个代表，为着全体工人的利益，督察这商店的经营。但是现 54 ==========第55页========== 在有厂长负责使这商店获得适当的供给。这样一来，这商店也像餐厅和住宅一样，成为工厂管理处所应负的责任之一，同时受职工会委员会的节制。 因为不再有私营的贸易，所以这个关于合作贸易的地位问题，不再是原则的问题，而是便利的问题。无论是由国家来管理贸易，或是由合作社来管理贸易，都是由人民自己来管理的，所需要的是要在组织上求得最好的办法。据事实所表现，厂长会同厂里的职工会委员会，比以前的合作社委员会，更有管理这商店工作的能力；因为他们代表着同一的人民，却造成一个更有力量的机构。据事实所表现，工厂的管理处更能够供给工人的需要，因为以前合作社委员会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只是经营一个单独的商店，而工厂的管理处却比这委员会更有力量替工人得到相当的供给。 在工厂以外的情形，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各合作社都有它们自己的商店。但是国家贸易发达之后，确定物价的决定因素是国家了。结果，合作社的价格和国定的价格，其间的差异便消失了。在一九三三年的空前收成之后，很快地废除了有限购物的制度，于是要工人一定要到他们从前得买有限货物的特殊商店买物，并享不到什么便宜了。因此，一切商店都对大众公开，一切货物都各有其一律的价格，这种情形使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发出命令，把在城镇里的一切合作社都移交给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即国内贸易部，为政府内阁各部之一)主持。这命令同时指出，在乡村里面，主要的分配机构仍在合作社的掌握中，而这些合作社已不能适当地满足村民的逐渐增高的要求。所以这命令督促它们要把 一切的资源都集中于供给乡村的需要。 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冬季，我参观了某些乡村，距离莫斯科颇远。那里的合作商店都有丰富的存货。它们的周转大大地较前增加，因为由于政府的命令，城镇里的合作贸易已经废除。我所遇着的人，没有一个不把这种变化看作一种进步，在城镇和乡村都是一种进步。在乡村里，以前送到城镇商店去的货物，现 55 ==========第56页========== 在可交由乡村的合作社供给村民了。在城镇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重新装潢合作社的商店，重新进货，把工业发达所能供给的货物增加起来。同时，物价继续地低落，而货物的质却比以前进步了。 但是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变化，虽改善了关于货物的供给，但对于消费者的自治办法，却是一个打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苏联的情况之下，如说国营的商店是不受消费者的管理，这是很不正确的。国营的商店，彼此间也有社会主义的竞赛，好像国营工厂一样。这样商店里的工人都注意于优良的服务，好像工厂里的工人都注意于出产优良的货物一样。而且，第二点，他们并请消费者参加判定这样的社会主义竞赛。苏联的商店都备有一本“诉苦簿”，消费者可在这本簿子里写下他们的批评。不良的服务不但可以报告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而且可以报告本地的苏维埃，或可以报告报馆。苏联的报纸是发表批评的主要的途径，这在下 一章里将要讨论到的。最后，国营商店并且隔几时举行消费者会议，讨论应该供给什么货物，讨论应该怎样经营这些商店 一九三六年，我从莫斯科回到伦敦。我在那时的三年前，把伦敦和莫斯科比较，觉得伦敦表现着是一个丰富的地方。但在一 九三六年，便没有这样的对照可以看得出了。我到伦敦的一家商店里去买些甘芳的水果，但是他们给我的水果却只有玻璃窗里所陈列的一半大，我才恍然感到又回到了一个私营贸易的地方！因为在苏联，在城镇里的国营商店和在乡村里的合作社，所供给的货物就是所陈列的货物。因为在那里的贸易不是为着利润，而且每一个合作社和国营商店，它的计划就包括供给有一定质量和一定分量的货物，以没有掺杂劣货的动机，或者要售卖劣等的货物。当然，在一个苏联的商店里，也许有工人尝试以较优货物的价格出售较差的货物，由此赚得小小的个人的利益，这仍然是有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在苏联这种行为是犯法的，而在英国却是 一个好生意！ 56 ==========第57页========== 在苏联今日，消费合作事业仍继续存在于乡村里，那里约有 四万个合作商店。在将来，究竟是合作商店还是国营商店将成为乡村贸易的最后中心：这个问题的如何决定，也不是原则的问题，而是便利的问题。假使由于消费货物的生产更为发达，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在乡村里开设商店；又假使由于这种商店的集中管理和广大的经济资源，它能够比合作社服务得更好：那末国营贸易代替合作贸易。在另一方面，假使合作贸易的效率超过国营贸易的效率，那末合作社将继续占着优越的地位。在本质上，这里并不含有原则的问题，因为在苏联，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合作联邦，在合作社里面存在着合作社，好像在车轮里又有车轮的复杂的结构，这种情形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必须它的结果能给人以更好的服务。 关于苏联的合作事业，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苏联的城镇里占着颇为重要的位置，就是住宅合作社。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一七年最先发出的命令里，有一个是把当时已有的一切房屋都移交各地的苏维埃，根据居民的需要分配。政府也授权各地苏维埃建造新屋。但是在那个时候，全国苏维埃和各地苏维埃当局，对于经济的应付都感到困难，因为对经济有巨大的要求。于是苏维埃政府也鼓励人民组织住宅合作社，这是由个人合起来组织的团体，他们愿意得到较好的房屋，拿出他们收入的一部分，加股于合作社，建筑住宅。这样的合作社是由社员经营的，他们选举他们的经理部，给他们自己的职员以薪水。现在，在苏联城市里，有大部分的住宅股，是属于这种合作社的。 在住宅合作社里，有一个由社员选举的委员会，负责督察房屋的建筑。当每一座房屋建成之后，在名单上列在最前的先搬入居住。为着房屋的管理，他们选举他们自己的房屋委员会，由这委员会雇用一个有酬报的经理，主持管理房屋的事务。这个经理要负责收集租金。每家住户所付的租金是有一定的，约等于每家收入的百分之十。这租金完全用于房屋的维持，热气管和自来水， 57 ==========第58页========== 各层房屋的管理和装饰等等。经理的薪水也是由租金中支付，房屋委员会要负责注意这种款项应用得当。有的时候当然也有舞弊事情的发生。有一所房屋我在莫斯科住过一年多，该屋的经理竟卷逃六千卢布！居户立刻召集一个紧急会议，选举过一个新的委员会，叫他们委任新经理时要格外谨慎。我不知道保安团曾否捉到这个贼，也不知道这笔款项曾否追回，因为我不久以后就离开了莫斯科。 我追述这件意外的事件，并不是把它看作代表型。但是读者却须常常记着，苏联的公民也是人类，和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优点，也有他们的弱点。只要在苏联的社会里仍尚有个人主义者存在，把他们自己的当前的私有利益放在社会利益的前面，那末仍不免有辜负信托的事件发生。这种案件是由苏维埃法庭当作罪犯办理的；这类犯法的事件在目前还未能完全消灭。 这样看来，可见在住宅这件事上，合作制度也推行得很广；在这种制度之下，各座房屋的居户管理他们自己的房屋事务。有些地方，房屋是为本地的苏维埃所有的，例如城镇住宅的大部分：还有些地方，房屋是为工厂所有的：可是它们的管理制度大概都和合作社的相类。但是在这些情况之下，房屋的经理却不是由居户所选举的委员会所委任，是由本地的住宅托辣斯所委任的，同时受苏维埃当局的节制；或由工厂的管理处所委任，同时须取得职工会的合作。但同时，住在国家所有的房屋里的居民，却也选举一个房屋委员会，房屋经理工作时须与这个委员会合作，把所收集的租金用于房屋的修理和刷新，须为着居民的一般利益而用。 被选举的房屋委员会，是苏维埃制度中对于私营房东的代替：苏联房屋的实际的所有者，不是国家，便是居民的合作社。所以究极说起来，好像消费合作事业一样，住宅管理的制度将往那一方面发展，还是要看那一方面的结果更为便利。假使依事实上的表现，由合作社的委员会管理，不及国营的住宅托辣斯管理的效率，那末后者将代替前者。假使不然的话，那末合作社的房屋将 58 ==========第59页========== 比国营的房屋更为发展。这是未来才能决定的一件事。 以上所讨论到的几种形式的合作社组织，它们的社员都是寻常的工资劳动者。但是在苏联并非一切生产者都是工资劳动者，其中有很多是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工业一项，全部生产里有一小部分是由生产合作社进行的。在农业一项，全部出产的最大部分都是由农民合作社，集体农场所生产的。在原则上，工业合作社的组织既无异于农业合作社，而且农业合作社在苏联是生产合作社的最重要的形式，所以我们将进而对集体农场的组织作较详的研究，不过同时我们不要忘却，在城镇里，关于工业生产的合作社组织也还存在着，不过是小规模的罢了。 依苏联国家基础的本质，他们鼓励农民中小的个人生产者，联合他们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从事大规模的耕种。他们很郑重地主张，农民自己必须自动地组织这样的合作农场；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如果是从上面的强迫，是没有功效的，因为这样便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而依这种制度的性质，却非人民自己经营不可。但是在实际的耕种方法如仍限于木犁，那末即有广大面积的耕种，其所得并不多于小条土地的耕种。所以在革命后的最初十年间，大规模的集体化并没有发生 但是只要农业仍继续由个别的农户进行着，每一个农户只在它自己所有的小条土地上工作，这必然是没有效率的。于是对于全国人民粮食的供给，必然要因收成不好的结果而受到威胁。就单为这个原因，采用大规模的耕种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到这件事，只有两个途径：在一方面，可能采用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已用过的同样方法一就是津贴比大多数较为小康的农民，帮助他成为大规模的农民，有着很多的财产，用着很多的工人。但是这种办法就是乡村里的资本主义，由私有的个人为着利润而雇用劳动。 这个方法是苏联所反对的，因为这个方法要养成一个新的有势力的资产阶级，控制着全国的主要粮食的供给，由此威胁苏联 59 ==========第60页========== 国家本身的存在。 要补救苏联农业的落后，须用社会主义的补救办法，须像斯达林在一九二八年所指出：“须由小的、落后的、分散的小农耕种，过渡到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的农场，有机器的设备，有科学知识的培养，能生产最高数量的可畅销的谷类。此事的解决，在乎由个别的小农耕种过渡到集体的和公共的耕种。” 这个过渡不是容易的。必须说服农民采用新的方法。但是要办到这件事，必须使他们能够用得到近代的机器，这是有效率的、大规模的生产所必要的。而且还要使他们明白，这样增加的生产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业产品，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诚如斯达林在一九二八年所说的：“我们必须维持工业发展的现有速率，而且要一有机会还要更加速它的发展，由此使得廉价的货物能倾泻到农村区域里去，再由那里获得大量的谷；由此能供给农业以机器，尤其是集体农场与国营农场；并由此使得农业工业化，增加它的畅销的剩余产品。” 从一九二八年以后，在苏联发动了一个广大的运动，吸引农民到集体农场里面去。倘若他们肯连合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生产工具，选举他们自己的经理部，用合作的方法耕种土地，那末政府就给他们以农业机器和近代肥料，并且派有训练的专家去帮助他们。经四年的时间，乡间都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中。农民没有大规模农业的经验，没有合作的、有纪律的、大规模的生产经验。通过苏维埃，他们诚然管理了教育和卫生的服务，并建筑了道路。但是他们对于复杂的生产过程之集体的管理，却没有任何经验，他们对于近代的方法也不熟悉。 这个新的制度，在乡村里并被少数农民所激烈反对，他们有较大的农场，他们都是小雇主。他们知道他们将在新的集体农场里面失去他们的势力，于是用尽方法阻碍新的合作社制度的成功。结果，农业生产的水准锐减，到了一九三三年的新纪录收获才开始恢复；这次纪录在俄国全部历史上是空前的。 60 ==========第61页========== 自然，集体农场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其详细的内容是要由经验中得到的结果。在工作进行着的过程中，有了许多变化，到了 一九三五年，才召集一个会议，到会的是由全苏联各处选出的最好的集体农场的农民，替全国的集体农场通过一个“模范宪法”。这个会议详细讨论政府所交议的一个计划，经过若干更改，最后这“模范宪法”经会议通过。经政府接受这会议所提出的草案，这计划便自那时起就成了每个集体农场的根本结构。 在集体农场里，一切土地都是由集体来耕种，除非围绕于社员房屋周围的小块的土地，那是可由农民家属自己用作菜园果园，和小牲畜吃的草地。一切耕种工具除了简单的菜园工具之外，都为集体所有。一切牲畜，除了家用的一些动物之外，也都为集体所有。 集体农场的管理是在社员所选出的委员会掌握中。这个管理处得委任社员担任全社的各种职务。农场的工作是由各“突击队”做的，每队有它自己的责任，并和其他各队竞赛，争取最优的结果，好像工厂里各组工人一样。集体农场的社员不支工资，因为他们不是雇工，而是联合的所有者。每年在收获之后，他们计算全年的收入，这收入的计算，是全年中由售卖产品的收入，连同尚在手中的未售卖的产品。一切债务清理之后，有某部分被抽出来作为来年的种子费，某部分作为扩充农场之用，某部分作为社员福利之用。依据上面所说的模范的规章，最后的一种费用不得超过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十。其余的则分给各居民，“按着各人的工作”分。 在集体农场里，计算工作的单位是“工作日”。这是约略等于 一个寻常的不熟练的工人在一日八小时中所能做的工作量。超过寻常的不熟练工人所能做的八小时，或熟练工人所能做的八小时，即算为超过一个工作日。例如一个拖曳机的司机算是熟练工人，他做八小时，可被视为两个工作日。实际的工作率，好像工厂里的工作率一样，也是由大会决定的。 61 ==========第62页========== 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乡村里，倾听一个愤怒的老农妇发牢骚。她患着很重的风湿痛的病。她很愤怒，因为她在田里做了十二小时工作，没有得到一个工作日的劳绩。但是当我想到她是过了七十岁的年龄，而且已在享受残废者的养老金，这个事实不能归咎于集体农场。倘若享受养老金的七十岁的残废者，在工作上被认为只比健康的集体农场的农民少百分之三十的效率，这就集体农场平均的农民或这种制度说，不能算是说得过分罢！我劝这位老太太不要火冒，说她可在下次会议中将此事提出。看她那样的神气，简直准备在下次大会开会时要大闹一顿！ 在别一个集体农场，那是在乌克兰的日尔曼农民经营的，在那个农场的办事处里挂着一个布告板，上面公布着这个集体农场的全体社员的姓名，以及他们每月用工作日来计算的收入。这农场的经理每月可得到四十个工作日的报酬；至于熟练工人，如拖曳机的司机，牛奶妇，以及其他等等，可得到六十及七十个工作日。在这个农场里，据谨慎会计所示的结果，每个社员在估计的全年收入中，每个月都有增加。这位经理自豪地告诉我，说邻近的农场都在仿效他的办法。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苏联的工厂里，并且在苏联国营农场里（国营农场耕种苏联全部面积中一小部分的土地），主持管理的职员都是由政府当局委任的，其中职工会则为代表工人的组织。在集体农场里，主持管理的职员却是由社员选出来的，他们必须为着一般的利益组织生产，并须负责督察关于社员福利及提高他们一般文化的生活。集体农场也是公民自治的组织，它的地位是和职工会相类。可是它的任务不但顾到社员的疾病和老年的保险，公共食堂的设备，托儿所和幼稚园，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也主持关于生产的组织。它的收入的一部分，根据大会的决定，要专用于文化和运动的事情，为社员建筑俱乐部、戏院、和休养院。今日在苏联，在大学里遇到农民的学生，这是一件寻常的事情；这些农民的学生是由他们的农场送到那里求学的。在这样的 62 ==========第63页========== 事例里，集体农场常由自己付给求学社员以津贴。有的集体农场有着他们自己的戏院，这种戏院是由集体出的经费，连同国家津贴建筑起来的，其中有永久的戏剧公司。 在集体农场里，如同在工厂里一样，社会主义竞赛和壁报是普遍的特色。就是斯塔哈诺夫运动，虽发源于一个煤矿，也广大传播于苏联各地的集体农场。有一位甘蔗的种植者，名叫玛利亚(Maria Demchenko),因为在乌克兰有个集体农场在她的领导之下，获得优异的结果，所以名闻全国。他们不但看到报载玛利亚在她的农场里的成绩，而且看到报载她和苏联其他各地起领导作用的斯塔哈诺夫式的工人，同到莫斯科视察，并参加政府所开的会议。在这样的会议里，玛利亚答应斯达林，说她在她的土地上能获得多少甘蔗的收获，结果她居然实践了她的诺言。苏联政府常召集各部门的领导工人举行会议。斯塔哈诺夫和玛利亚都遇着加里宁、莫洛托夫、和斯达林，讨论他们的问题和将来的计划。这样和工作的人民发生关系，苏联政府只不过重复每个政府对统治阶级发生关系所做的事情：即和他们举行会议讨论政策。苏联的宪法并没有规定政府要和工人举行会议，和他们讨论政策，但是它既是工人的政府，在实际上却举行着这样的会议。在英国，也没有法律规定政府要在幕后和大商人及银行家讨论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静悄悄中确举行这样的讨论，这些大商人和银行家的意见确有很大的势力，能决定政府政策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苏联，这种会议都是公开举行，认为是苏联民主政治的公认的工作之一部分；在别一方面，在英国的制度，政府和银行家间的会议常在静悄悄中举行，因为在我们这种的民主政治，少数财阀影响政府政策，到了什么程度，这个秘密是不宜多所宣传的！ 今日在苏联的城镇里，消费合作和生产合作社的重要性已较前减少，可是在乡村里，为着消费和生产，合作社却大规模地存在着。集体农场是在苏联乡间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只要合作生产在事实上表现确比国营生产更有效率，合作社在乡间仍要继续 63 ==========第64页========== 大规模地存在着。 有一个问题也许可以在这里提出来，就是：在集体农场工作，比在国营农场工作，更为人民所喜欢，这是什么缘故？是不是因为前者的物质条件比后者优越？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不能说，就一般情形看来，集体农场的物质条件一定优于在国营农场做相类工作所享受的物质条件。诚然，集体农场有良好收成的时候，社员的收入或者要比国营农场的工人所得的经常的工资多些。但是倘若收成不好，那末集体农场的农民收入，便不及国营农场的工人，因为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是根据所做的工作确定的，有一定的保障，不受收成好坏的影响。 其实决定苏联农民对于集体农场的态度，倒并不是实际的物质标准。俄国的农民，几千年来，无论他怎样穷，他耕的是他自己的土地，有他自己的生产工具，不管这工具是怎样的古旧。必须到了经济的条件使农民忍受不了的时候，他们才离开他们的土地，跑到城里去，寻觅工资劳动者所做的工作。固然，自从苏维埃夺取政权以后，工资劳动者的地位提高，使农民感觉到工资劳动的工作较前有吸引力，但是他们仍愿对于生产工具执行直接的所有权，不愿间接的，通过国家的支配。 因为有了这样的态度，苏联农民对于他们自己的生产合作的组织，及自己对于这种组织的经营，都表示热烈，而对于在国营农场做工资劳动者这种事，却从来没有这样热烈过。因为人民对于这种特殊形式的组织（按指乡村的合作社），有着偏爱，所以这种形式在乡间大为发达起来。在将来，集体农场也许要改变，或也许不改变它们的形式；关于组织方面也许和国营农场以及其他现由国营的机关有区别，也许没有区别：这都要依据人民自己的欲望决定。 64 ==========第65页========== 第六章人民的报纸 在帝俄时代，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不能读不能写的。一九一 七年十月以后，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个命令就说：“每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在教育的部门，在无知与文盲最占人民中多数的国家里，它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对于这种黑暗状况的斗争，它必须在最短期间办到普及的写读能力。”在苏维埃制度下，人民开始学习写字读书，读报，并在报上写文章。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苏联的每一个机关里都办有它的报纸。 要办真能适合人民需要的报纸，必须得到必要的纸和油墨的供给，以及印报用的印刷机。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即苏维埃夺取政权的那一年，这些东西全在富有者的手里，一一这些人有足够的财富占有报纸，他们都是劳动的雇主。所以不足怪地在一九一 八年第一次苏维埃宪法里有这样的几句话：为着担保工人的有效的言论自由起见，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禁绝报纸对于资本家的倚赖，把出版报纸、小册子、书籍，及其他印刷品所必要的切技术的物质资源，完全移交劳动阶级和农民：并担保这些出版物能在全国通行无阻。 当时苏维埃政府深切地感到，出版自由，必须据有印刷机和其他出版报纸所必要的工具，才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只要印刷机和报纸存货是握在富有者的手里，那只在富有者方面才有出版自由。要为劳动阶级担保有效的出版自由，必须把报纸的所有权给与劳动的人民，因此在革命初期就废除了私营的报纸；用来代替的是人民自己的报纸，由工厂里的壁报到苏维埃国家本身的报。 肃清文盲，并把印刷机移交给工作人民的组织：这个政策使报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在苏联今日，成年的公民能读能写的约占全体人民百分之九十。日报的每日销数自一九一三年的二百零七万份，发达到一九三四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万份，所已计划的一九 65 ==========第66页========== 三七年的销数是六千六百万份。今日苏联日报在销数上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是没有够用的纸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像读物的供应这样一个文化问题，也有着它的经济的基础。在今日莫斯科的任何晚间，约在五点钟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街上列队等买晚报的现象；一两小时以后，所有报都要卖光。但这不是因为纸比旧俄的时候还要缺乏，却是因为报的销数已大大地增加。因为报纸的需要大增，所以来源不够供给 如认为上面所说的销数广大的大报就能完全代表苏联的报，这也是错误的。因为除了全国的和各地的日报之外，还有工厂的报和单张的新闻报告，以及随时可见的壁报。讲到日报，我们不要忘却这一切由工厂里的壁报到全国的日报：《新闻报》，政府的机关报；《真理报》，党的机关报；《劳动报》，职工会的机关报。 有几个月，当时我在莫斯科工作，我担任过一个壁报的编辑。如和英国的任何一种日报或杂志的编辑职务比较，在苏联主持出版物的工作是特殊繁重的，因为做这样的一个编辑，无论是对于 一个工厂的壁报，或是全国性的日报，有种种责任，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报编辑所有的。 我们在英国每隔几时可以读到我们报上的读者通信栏。我们知道读者在这一栏可以发表他们对于世间可有的每一个题目的意见，琐屑的例子，可由讨论史密斯这个名字的来源，到约翰先生在威应布顿所听到的夜莺声，究竟是否某著名报纸的一位读者第 一次或第二次听到的。我们也知道，在编辑方面，他的唯一的职务是只要把最有趣的信登出来，遇着热烈的争论有控制不住的样子，只要突然阻止它，附登一个短简，说“关于此事的通信现在停载”，就算完事。 一个苏联报纸的编辑委员，无论是属于一个工厂的壁报，或是属于政府的机关报《新闻报》，对于读者的通信都不能用这样轻率的方法对付。因为在苏联的日报，由最小的到最大的，编辑委员里面有几位是用他们的全部工夫细阅读者的诉苦信，调查这些 66 ==========第67页========== 信所诉说的情形；倘若他们的苦痛是真确的，还要设法补救他们的苦痛。 例如一个工人也许写一封信给壁报，说他因病离职以后，没有受到他所应受的全部分的工资。又一个工人也许写一篇短文，说有某工头到厂做工时带着酒醉的样子，写的人也许还要在信里附一张关于这个工头的漫画！还另有一个工人也许说，在某部机器上的保险器不适当；还另有一个工人也许写信说，尽管继续提出要求，厂里的管理处仍然延搁关于原料的供给，结果使工人的业务也不得不延搁起来。 壁报的编辑部收到了这些批评厂内生活的信件之后，它的责任不仅是把这些信发表出来，而且还要调查信内所诉说的事情；发表原信的时候，还要附注已用什么办法解决信里所提的问题。如果所遇的问题是关于保险费的失当，他们便请社会保险代表调查。倘若他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情形，他们也要请他写一个短信答复。倘如果有不公平的情形，那末编辑部便须声明这件事已代纠正。关于上面所说的那个工头，倘若事实果如所说，那末那篇短文和所附的漫画必然要登出来的，还要附上编辑部的严厉的评语，可能地还要请厂里管理处采用维持纪律的办法。关于上面所提及的机器上保险器的问题，这是职工会所派的保卫劳工代表的事情，他们也要请他对于此事有所说明。最后讲到工厂管理处延搁原料供给，这件事要编辑部自己用全力督促管理处采用必要的步骤，按时供给原料，由此避免延搁的弊病。 这样看来，可见一个壁报编辑部的任务不仅是出版报，也要调查诉苦，并设法解除苦痛；这样使报纸成为人民的一种有效的工具，用来争取种种更好的状况。关于这一点，苏联的全国性的报，和地方性的报，也没有什么差异。 也许有许多读者记得，在第一次五年计划正在实行的几年里面，在英国报上，可以看到关于苏联的工厂对于计划出产失败的伤心故事。尤其使同情苏联的英国读者骇异的，是苏联本国的材 67 ==========第68页========== 料被引证着，作为这些故事的根据。例如我们在报上可以看到，在斯达林格勒工厂里，一日有两辆拖曳车可造成，第二天三十辆，随后一百辆，随后因为生产上某些程序有错误，全部业务延滞，竟又回到一日两辆。英国报上的评论便要无情地指出，说“这些俄国人”永远不能学会使用机器，所以全部五年计划是惨败。 但是不管有这样不利的评论，不管或者因为苏联报纸自己完全公布斯达林格勒工厂以及其他宏大的新工厂的种种困难，他们仍然可以渡过难关。如果我们对于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的那种种事实，作更深刻的研究，我们便要发觉，随着第一次五年计划的那 一切困难和混乱，并不一定是苏联所特有的状况，也在其他任何地方每个新的大工厂里，以种种形式出现。在苏联的这种工厂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类的工厂，这二者之间的基本的差异是：在苏联，他们的每一困难，都公布在报上；而在资本主义的状况之下，同一困难却被完全掩没起来，不许公布。 假使有一个新的福特厂，已开工之后，在几个星期里面所造成的产品只是原计划的一半。又假使这个消息泄漏到报上。这便要使福特有限公司的股价大落；这个公司的信用大受影响；结果发生恐慌。这样的恐慌，在某些事例里，竟可以使刚才发动第一个工厂的新公司被毁而不能再存在。 但是这同样的每一困难，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被掩没的，因为它要破坏公司的名誉，而在苏联却可在报上完全公布，让人知道。因为使全体人民不但注意满意的事情，也注意不满意的事情，苏联的报纸由这样的方法，刺激公民努力改善，结果反使全社会受到利益。 由于这样政策的结果，所以在苏联报上，关于一切营私舞弊的最可怖的故事，都可以公布出来。我记得在几年前，在英国有个反苏的宣传机关编行一种小册子，里面并排引证两个报上的记载，一个是英文刊物《今日的俄国》，还有一个是苏联的职工会机关报一《劳动报》。例如在《今日的俄国》里有这样的记载，有 68 ==========第69页========== 一千个新的托儿所，为着劳动阶级的母亲建立起来了。而从《劳动报》上却被引证着一般可怕的故事，说怎样在一个城镇里（假定说是明斯克)，有一个“铁锤和镰刀”工厂，那里设立了一个新托儿所，地板是潮湿的，在附近的地方有个猪栏，臭味薰蒸到全所。这个小册子特把一连串这样的可怖的情形，由《劳动报》上搜集出来；在《劳动报》是把这些事实举作例子，指摘某个职工会的组织，或某个工厂的当局在工作上的可耻；而这个小册子却用来抵消《今日的俄国》所述的影响一万万七千万人的宏大的发展，而所用来抵消的可耻的失败故事，最多影响到一千人。苏联的报上所以引述这些故事，目的是在使这样的混乱情形减少到最低限度，和编刊这个小册子的动机完全不同。 苏联的公民写信给在苏联的一个报纸，他心里明白，在表示他的意见里面，他将要发动一些动作，假使他所诉说的情形是正确的，这一些动作便能解除他所诉的苦痛。这样，苏联的公民享受有效的发表意见，有两种性质。第一，他能在报上诉说的事情，如在别的国家，一个寻常的工人是不可能作这样的批判的。第二，他知道，在他诉说了之后，有关系的当局会在行动上注意这种苦痛的解除。 我说寻常的工人在别的国家里，不能公开表示关于重要的诉苦意见，像在苏联可有无数的方法在报上发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目中有这样的事实：在英国今日，倘若我对于一个公司或一个机关的服务情形，或对于一个个人的工作，要表示不满意，我没有权利唤起舆论对于此事的注意。因为在英国，要发表对于 一个人或一个机关的不满，无论是怎样正当的，倘若这似乎是要妨碍他们的营业或名誉，这是被视为毁谤，可被依法起诉的。不但私营的公司能掩没在苏联报上可以发表的那种困难（如上面所说的斯达林格勒工厂的例子)，就是寻常的公民，对于各种机关和官吏有所不满，也不能通过报纸，唤起舆论对于此事的注意。唯 一可能的行动是诉讼，但是诉讼的费用浩大，只有富有者的主要 69 ==========第70页========== 的冤抑才能用这样的方法解决。 这样看来，苏联的报纸能发表两种批判，多少都是英国报上所没有的：对于各种公务机关工作的批判：对于负责人的工作的批判。这两种批判，在一个私营工厂的国家里，都于有关的公司有损害的，于雇主对于工人的权威也有损害的，所以是被禁止的。 在前面我们讨论工厂壁报的时候，曾提出关于管理和编辑职务的问题。我们知道工厂壁报的编辑是由职工会委员会委任的，这委员会是由工人选出来的，它对工人负责。至于全国性的报纸，是怎样管理的呢？ 工厂里的壁报是职工会在该厂里的机关报。《新闻报》、《真理报》、或《劳动报》，是苏联的三个主要的全国性的报纸。在原则上，工厂壁报的管理和《新闻报》、《真理报》、或《劳动报》的管理，其间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在苏联，一切报纸都握在工作人民的组织的手里：例如在一方面，有他们的工厂职工委员会；在别 一方面，有他们的全国职工会总部，和他们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工厂里，壁报的编辑是由该厂的职工会所委任，对该厂的职工会负责。讲到全苏联的范围，全苏联的职工会有一个中央机关报，即《劳动报》：这个报的编辑是由苏联职工会总部委任的，他对职工会总部负责。《莫斯科晚报》的编辑是由莫斯科苏维埃所委任，他对莫斯科苏维埃负责。全苏联政府的机关报，即《新闻报》，它的编辑是由苏联政府所委任，他对苏联政府负责。《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委任，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负责。 除了各职工会的、各地苏维埃的、以及全苏联政府的无数的出版物，连同政府各部和党的无数的出版物，还有许多其他的出版物一周刊和月刊一由国立出版局发行；还有儿童的期刊，由儿童出版局发行。此外还有许多各种各式的出版物，由种种组织出版。但是这一切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一它们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组织，并不是富有的个人所私有的，为着利润而经营 70 ==========第71页========== 的公司。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苏联报纸的管理的本质，然后才能明白：苏联宪法所保障的“出版自由”，和今日在英国的“出版自由”，彼此间实有绝对的基本差异。倘若我们检查英国今日报纸的发行情形，便可发现有最大多数的日报、周刊、和月刊，都是私有的财产，为着利润而经营的，是那些有足够的财富办报的人们所私有的。就是《每日传知报》⑥，其中有大多数的股子被一个联合股份公司所有，也应该归入这一类。和这个报相对的有英国共产党所办的《每日工人报》和合作运动社所办的《雷诺尔报》(“Reynold's Newapaper'”),是在英国仅有的，可以自承是代表工人阶级组织的全国性的报纸。可是英国人民里面却有百分之七十 五是工资劳动者，而可以自承代表他们的报纸却只有这一些。除大报外，还有种种小的周刊和月刊，职工会和合作运动的刊物只占着全数里的一小部分。我们试看看车站上的任何书摊，或跑进任何报纸代派处，我们又可以发现，在那里售卖的最大多数的出版物并不是工作人民的组织所出版的（所谓工作人民即工资劳动者，占英国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却是最少数人所出版的，这最少数人仅占英国全人口中百分之一，可是他们在实际上却据有了英国的报纸。 在英国，如和法西斯的国家比较起来，那当然有个绝对真确的事实，就是英国劳动阶级的组织有权利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和杂志，所需的条件是他们有着必要的经费。在这个限度内，他们是比法西斯主义之下的情形好些。但是我们如看看一般的书摊，或看看英国今日所出版的报纸名单，便可以看出，今日实际上存在着的出版自由，是有利于财产所有者，反对大多数人民（即工资劳动者)的组织。 在苏联，“为着工作人民的有效的言论自由起见”，报纸已由私人的手里移交到工人、农民、和士兵的组织。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这种所有权移交后所得的结果。我们也已看到，苏联的工 71 ==========第72页========== 作公民有两种途径享受有效的言论自由，不是在别的国家里工作公民所享受得到的。第一，报上的材料是由他写的，不是少数特权阶级的人写来给他看的：第二，他所写的是有实际的效力，因为能由此引起具体的行动，来消除营私舞弊，恶劣习惯，无效率，和不公平的情形。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苏联的工作公民所享受的言论自由是有着两面效力的工具，好像双锋的利剑一样，用来反对那些由于恶意或懒惰，忽略或单纯的无效率，阻碍人民一般物质和文化水准提高的人们。苏联的报纸真够得上称为民主的。 讲到这一点，也许有某些读者要插问这句话：“哦，但是在苏联并没有反对的报纸，这可算是民主吗？”这句话的回答是别一个问题：“什么是反对？”如果你的意思说，所谓“反对”是指公开揭发每一种的不公平、营私舞弊、和无效率，揭发不能称职的个人，那末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批判在苏联是存在着，其程度非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所能及。但是如果在别一方面，你的意思是指在一个苏联的报纸上可以有发表反苏维埃的意见之权利，或是指在一个苏联职工会的报纸上可有发表反职工会的意见之权利，那末这种“反对”不是苏联报纸的编辑所允许的。但是这种“反对”也不是其他地方任何民主团体的正式机关报所允许的。任何 一个社会团体所办的报纸，都不允许采用与该团体的利益相反的政策；犹之乎一个私人所有的报纸，也不能违反老板的意志。报界大王不会允许他的报纸反对他的政策；在英国，职工会所办的刊物也要代表该团体说话，不许违反该团体的意见。如果要求苏联的报纸反对苏维埃的政策，这种要求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向任何报纸提出的，无论这报纸是私有的，或者是依民主的方法而为公共所有的。要求报纸违反它的所有者的政策，而不表现它的所有者的政策，这是可笑的请求。唯一严重的问题是：在苏联，谁是所有者？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苏联的人民自己，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成为所有者。 72 ==========第73页========== 第七章同志间的司法 常有人说，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可以由它照顾儿童的情形下判断。关于这方面，假使叫苏联受考试，一定是考列最优等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也许是同样真确的，就是说，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也可由它待遇罪犯的情形下判断。 一个习惯于英国法庭情形的人，参观苏联的法庭，所得到的般的印象是“非正式”（译者按：即不拘形式，随便的意思）。 一 这样的一个房间和这样的一个聚会，从坐在房的中间和坐在台上的那些人的样子看来，简直好像是一个职工会会议，或是一个小规模的公开演讲。在房间的一边，有一高起的台，上面坐着三个人。这房间里颇为拥挤。在台上的一位和台下的一些人之间，正在进行着讨论。看去是个热烈的争辩。在台上的那个人是法官之 一；在台下的发言者是正待裁判的罪犯！ 这样“非正式的”、罪犯和法官之间的热烈的讨论，和法庭上全部程序的人性的气氛：一这些都是全世界各处劳动阶级会议的特色。而苏联的法庭，在事实上是为着某种目的劳动阶级会议 这目的就是要裁判一个犯了罪过的同志。 在苏联，司法的执行已成为工作人民的寻常的活动之一种：这个事实已打破了“正式的”司法和“非正式的”司法的界限。我记得在莫斯科有一夜约在十点钟模样回到家里，看见楼梯旁聚集了许多人，有些人在高声争辩着。“什么事情？”我问。“一个同志法庭。”是个回答。“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的第二个显然的问句。于是有一位邻居妇人立刻把全部的故事告诉了我，她很热心地告诉我这全部的不名誉的故事，和她倾听这案件进行时同样的热心。 这故事原来是这样：住在我们下一层的房客里有一个人喝醉了酒，殴打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将情形控诉于房屋委员会。有证 73 ==========第74页========== 人。房屋委员会决定举行一个“同志法庭”来审判这件事，所以在这个夜里十点钟的时候，便在开审这个案子。法官就是房屋委员会中的一分子；陪审员是由全座房屋中其他几个房客担任。结果证明这被控者确犯了罪过。判决是要他在全体邻居之前受公开的谴责。这个案子便这样了结。 用这样的方法对付打架、关于工作的忽略、以及酒醉等等小过失，是否有效？据苏联的经验所表示，有许多事件，如在英国须现身法庭的，在苏联只须用这样的“同志法庭”，用公开的谴责，很有效力。但是如果同志法庭的判决，认为所犯的罪过超出公开谴责的范围，那它也要将这个案子转送到人民法庭—一在苏联的“正式的”司法机关之最低的一层。 人民法庭约等于英国的初级审判庭。在一九三六年的新宪法颁行以前，人民法庭的法官是从本地职工会所交出的名单中选任的。当时每个法官在就职以前，都须先受过短时期的法律训练（约有六个月的时期)。现在在新宪法之下，法官须由秘密普选产生，候选人由职工会、党、和工作人民的其他组织提出。和法官同坐的有两个助理法官，是无须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在旧制之下，也是从本区职工会提出的名单中选任的。现在他们也要由人民直接选举。 案件的审问是在最不正式的气氛中举行。刑事案件有的是控诉做父亲的不承认，因此由母亲提出赡养费的请求；有的虽然承认了，却拒绝担负经济的责任。在每一案件，被告和法官得作无拘束的谈话，因为在苏联并没有轻蔑法庭的罪名。我记得听审过 一个案子，有一个青年被控酗酒。他在深夜喝醉了酒，向一个过路的人强令付款。审问这个案子的法官是个妇人，她结束这个案子的时候提及“消除无赖暴行运动”，并说到这个青年在半夜扰乱治安的可耻的行为。这个青年插着说：“当时不是在半夜；当时才 十二点钟！”“是，这是半夜。”法官这样说，并接着谆淳劝导这青年要和无赖暴行斗争。这个青年被判决了七个月的“强迫劳动”。 74 ==========第75页========== 苏联法庭的判决，通常是强迫劳动或监禁。强迫劳动，听来虽然可怕，却是一种较轻的判决，在事实上是罚款，而且是用陆续缴纳的办法。被判决做强迫劳动的人得继续做他的职务，不过每月要在他的工资中扣出一部分，交给当地的政府。同时把他被判决强迫劳动的事实通知雇用他的当局和他所属的职工会，后者要对这个人加以特别的注意，要使他改善他的行为，成为一个更满意更有良心的公民。犯罪者虽受着强迫劳动的法律制裁，同时仍不免于他所工作的地方的壁报批评，和一般的社会的指摘，同时也勉励他在将来要做更好的工作，要尽更好的公民天职。 对于比较严重的案子，人民法庭便加以监禁的判决。但是关于这方面，如与英国的同一罪名的意义比较，在苏联的监禁罪几乎是一种愉快的经验。因为在苏联的监禁罪，主要的内容是要使犯人和社会中其他的人隔离开来，和其余相类的犯人一起，同在隔离的处所做有用的工作，得相当的工资，并参加“隔离区”或“监狱”的管理，和儿童参加他们学校的管理，或工人参加他们工厂的管理相类。在苏联的监禁和自由，其主要的差异是：(a)犯人必须生活在他们被送到的地方；(b)他们的工资比自由的时候少得多。这两个特点，在寻常的公民已是足够的警戒，但是和其他地方通常盛行的状况比较，他们确使监禁的生活舒适。 苏联的刑事犯区，现在通常是在有大规模建设工作正在进行的地方。波罗的海和白海间的运河，大部分就是由刑事犯劳动造成的；莫斯科瓦尔加运河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造成的。这种大规模建设事业有个特点，就是用得着各种专门的人材。所以在苏联的犯人在执行判决期间，很少不能用到他的专门技术。而且在这种建设的职务，如同苏联各地的建设职务一样，都继续需要熟练的人材，所以原来不熟练的犯人在执行判决期间都有学习一业的机会，等到后来他被释放的时候，所得的资格比他被拘的时候高得多了！ 在刑事犯区里面，犯人依照他们的工作赚得工资。但是这些 75 ==========第76页========== 工资比职工会替自由工人所定的工资率少得多。近几年来，有些人对于这方面的改变感觉到失望（因为有一个时候，犯人所得的工资也是依照职工会所定的工资率)，但是这些人应该想到，在苏联自从一九三一年以后，便没有失业的事情。在那一年以前，既然也有工人没有工作做，任何一种犯人做任何形式的工作，其势都要使其他工人失业，除非犯人也享受工会所规定的条件：这种说法，在一九三一年以前的苏联是对的。这种说法，刚巧也可以适用于今日的英国。在英国常有这样的声明，说在英皇陛下的监狱里的犯人“只缝制邮袋”，藉此证明这些犯人的狱里劳动并不使别人失业。但是徜若他们的缝制邮袋不是没有工资，那末失业的工人便要被雇用来缝制邮袋，作为谋生的职业：这样看来，在英国今日，狱里劳动的现有制度（以及任何制度，在那里面犯人都不能享受职工会所规定的条件)，是有助成失业的流弊。在苏联，在一九三一年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在那时以前，犯人都享受职工会所规定的条件。但是在今日，情形不再是这样了，所以犯人虽也可得工资，却是不及他们自由时候一样多。 在苏联刑事犯区的自治程度也是很高的。壁报是犯人发表意见的工具，好像自由人一样。业余的社会活动也在种种部门内进行着；优良的工人也可很迅速地被升耀到负责的职务。在自由时候侵吞公款的会计，在刑事犯区里也可以担任会计，倘若他工作得好的话；一个原来做过贼帮的领袖的人，也可以成为建设工作的突击工人领袖。 在莫斯科附近有个区域—一名叫布尔穴俘—一是世界闻名的 ⑦。这个特区开办时是为着无家可归的儿童而设立的。自一九一 八年至一九二二年，苏联被迫作战，在这个战争里，英国花费了 一万万镑的巨款。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就是在这次战后，游荡街头，以犯罪为生。在布尔穴俘公社，他们被鼓励在一个公社里管理他们自己，有着他们自己选出的管理委员会。他们建立工厂，学习工艺。今日，距原来居民的判决期限满期为时很久了，可是 76 ==========第77页========== 他们里面有许多仍旧住在布尔穴俘村，在那里的工厂里工作，并且帮助新来者也变成有用的公民。这个公社的领袖，就是原来无家可归的儿童里面的一个。 倘若把苏联的刑罚制度和苏联生活的其他方面比较，我们须把他们的刑罚制度看为教育的一种形式。苏联学校的管理，是要尽量鼓励学生发展他们的公民意识。这种办法也被采用于犯人的待遇，使他们由于建设劳动的经验，和对于他们自己事务的民主的处置，得到社会责任的最大的意识。 在工厂里，社会主义竞赛和工资的物质的鼓励，是相辅而行的。同样地，在刑事犯区里，他们也有社会主义竞赛：犯人也领收工资，在他们里面最好的工人可缩短刑期，通常为缩短三分之 一的刑期，倘若他们工作得好。这样，倘若我们可以把苏联的教育称为“公民教育”，那末，我们也可以把苏联的刑罚制度称为“公民的再教育”。 在结束本章的时候，还有关于苏联刑罚制度另一方面的几句话，这方面在世界报纸上得到不少黑暗的宣传。刑罚制度的这一方面，不是用来对付犯了错误的同志，却是用来对付对苏维埃社会表现有意破坏行动的人们。因为就是在今日，还有若干个人准备用暴动的计划，和外国的列强合作，推翻现有的苏维埃制度。 有许多对于苏维埃统治同情的人，不能了解在俄国革命之后的二十年，怎么还有人是苏联统治者的敌人。我觉得这些人忘却，对于苏联的公开的武装战争，最后在一九二二年才被打败。从那时以后，不止一次有人企图煽动，发动新的攻击。就是在目前，进攻苏联是主要的法西斯国家所公开宣言的政策。 为着准备这个战争，希特勒并不踌躇地暗派代理人到苏联去，好像他暗派代理人到别的国家里面去一样。倘若他觉得有代理人在西班牙和法国，在南北美洲，是于他有利，他要觉得更有需要暗派代理人到苏联去，对于这个国家的进攻，是他公开认为是他的主要目的。 77 ==========第78页========== 而且如果我们同时想到苏联自己内部的地位，便知道要说在苏联今日不再有一些人，对于苏联政府，为着某种原因还是怨恨的，还是要推翻它的，那是狂妄的乌托邦的思想。倘若我们考虑到这些情形，我们便知道有明确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将来，如同在已往已发生过的一样，和法西斯国家合作的反苏阴谋，仍有发现的可能。 在苏联，对于同志间的司法之执行，虽是作为公民再教育的手段，但是苏维埃国家对于那些在事实上是战争的行为之犯罪，也用战争的法律来应付。在苏联今日，代表将来一方面的司法制度，是在同志间的司法，这在上面已有较详的描述。至于战争的法律，是专用于对付苏联政府的政敌。如间谍，怠工者，和恐怖主义者。只须世界上有进攻苏联阴谋和煽动苏联内部困难的国家 一旦存在，这种对付政敌的法律是要继续存在的。 关于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审的大案子，曾经引起颇大的疑团，因为有人认为这些审判表示苏维埃制度的不民主的性质。他们说：“像拉狄克和齐奴维哀夫那样的人，不得不采用武装的恐怖，这件事所以会有，必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以发表他们意见的方法。”这句话在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所以有这样的情形，有两个可能的理由。第一，也许政府当局绝对不许批判或讨论，干脆地阻止这种人对于政策发表合法的批判；第二，也许这样的个人已经屡次发表过他们的意见，直到后来，在全国的民主机关经大多数的决定，认为这种意见的宣传是违反社会利益的。依第二个例子，这些人不能再发表他们的意见；那是因为人民不再要听他们的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事实所表示的，不是这种禁止含有不民主的性质，却是民主的性质。 只要战争的威胁仍临着苏联，战争的法律仍将实行于对付某些案件，在这些案件里面，有些公民，客观地说来，是和苏维埃国家的公认的仇敌合作。在这样的范围里面，我们才仍旧看得到死刑一“社会保卫之最高的手段”一一加于“共和国的仇敌”。 78 ==========第79页========== 但是同时，为着对于错误公民的再教育，同志的法庭却是应用于在苏联法庭受审的最大多数的人。 同志间的司法和战争的法律，在苏联今日同时分别实行着。这两种办法不该混为一谈，因为它们代表两个相反的倾向个是为现有的世界局势所迫的对于安全的争取；还有一个是由朋友们所执行的寻常的方法，用来调整他们的关系，使大家彼此间都获得利益。战争的法律在苏联今日仍然要用得着，因为受外力的强迫，这外力重复中世纪的已往的黑暗，使苏维埃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其他一方面的法律，一同志的法律，将来人类社会的法律—一正在一天天更多地在苏联实行着，成为工作人民自己的日常活动，其目的是为着他们自己的相互利益，保持法律和秩序。 第八章妇女的位置是在家庭里吗？ “教堂，厨房，和儿童”一这是在德国一句很流行的话，自从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以后，这句话受到官方的大宣传。在第三帝国里，妇女就被分配于这三个范围的社会生活。在英国的语文里也有一句老话，说“妇女的位置是在家庭里”，这句话就在今日也还盛行于许多地方，尤其是因为全国受到失业的震撼，有能力工作的男子有许多失业，或经常在失业的恐惧中。在俄国的语文里，有许多老的成语侮辱妇女，把她们看作劣等人类，因为在俄国已往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在今日，尤其使人惊异的是在苏联今日，没有职务或位置，妇女不可以根据男女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同样地担任起来。 在一九三六年采用的苏联宪法里面，关于妇女有这样的规定：“苏联妇女在经济、国家、文化、及社会政治生活一切方面，都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 “为实现关于妇女的这些权利，有下列保证：妇女和男子平 79 ==========第80页========== 等地享有工作权、劳动报酬、休息、社会保险和教育等权利；国家对母亲和儿童利益的保障、孕妇保留工资的休假、以及广大的产科医院、托儿所、幼稚园网等的设备。” 我在苏联大学里做过教员，我曾有机会亲身视察两性间的平等情形。我又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我能够把苏联大学课堂里的完全平等和剑桥大学的情形比较；在剑桥大学，无论何时有女生走进课堂里来，男生的惯例是顿脚，好像是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至少这是八年前的惯例。我料想现在还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古老大学里的事情是变动得很慢的。我又有机会看到苏联的女生表示觉得滑稽，当我告诉他们，说在英国的妇女往往接受 一个职业做到结婚为止，结婚后便由这个职业告退出来。由这些苏联女青年看来，把职业看作结婚的另一条路，这种观念已是一件古董；她们认为同时有一个事业，一个丈夫，和一个家庭，是绝对办得到的。 在学生里面，在学校教员里面，以及我在已往五年中所视察到的苏联的各种组织里，我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有什么令人觉得妇女是被视为劣等或弱质。在有一件事里，即莫斯科地道正在建造的时候，有某种职务因健康的原因，只许男工做，但即有一群女青年坚持她们要做这工作，组织一个妇女突击队，和男子竞赛，争取最优的结果。在苏联今日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倘若有人暗示任何职务是不适宜于妇女的，这就足够保证，在短时间里有妇女证明这种职务由妇女来做，也能做得和男子同样地有效率。 我觉得我们在英国的人很难感到：女子是“弱质”的这个观念，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里，只要在人口中有大部分是农民，那末无论怎样说妇女在社会中是劣等，“弱质”这个名词是听不到的，因为这是太明显地不正确的。我们在英国的人，对于今日英国妇女体格的劣等，往往言过其实。而且就在这种体格的劣等真正存在的地方，我们也往往忽略这种事实有多大程度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在封建时代的英国妇女，她们在体格 80 ==========第81页========== 上是不会弱于男子的：她们的体格所以衰落，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责任。试把今日英国的妇女体格和各国的农妇体格比较，便可得到证明。 资本主义工业化使劳动过分疲劳，影响到体格，所以妇女为着母性体格的关系，不得不在许多职业里面被排除出来。社会主义的工业，务使一切职业组织能发展工人的健康和体力，因此除了极少的事例外，用不着因为健康的理由，把妇女从许多职业中排除出去。这样，在苏联能发展工人体格的职业，不但男子可以做，妇女也可以做。在英国，妇人的“劣等”现在被人作为排除妇女的理由，甚至虽有适宜于健康的条件，可以允许妇女加入工作，也拿这个理由来做藉口。 但是在别一方面，资本主义只给妇女以低微的工资，由此使妇女降到贱价劳动的后备地位，由于这样的情形，更多的妇女被雇用来做报酬最低的职务，这种职务常是最妨害健康的，最下贱的。这件事也是妇女体格所以比男子坏的原因。 最后，妇女就是有可做的职业，同时要顾到家务的苦工，因此资本主义又增加一个担负给妇女，这也使妇女的体格较劣于男子。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结果，在英国今日，“弱质”这个名词并不是误称，虽然这个名词在二百年前的英国一定是不符事实的，好像在现今世界上的某些国家里，在人口中有着大部分的农民，妇女仍参加社会中体力劳动的大部分的工作。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是要保存这种体格的平等，要阻止败坏妇女的体格到“弱质”的地位。但是同时，要达到真正的平等，必须使妇女避免在较原始的社会中加到她们身上的一切额外的担负。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经济上她必须享受和男子平等的报酬和机会，而且她必须享受社会对于她的特别的照顾，因为她还须担负更多的社会的任务（译者按：这里是指妇女的怀孕生产等事)。 男女的经济平等，有两个主要的条件。第一，须有机会和工资的平等。第二，妇女必须和男子同样有一个事业。但是这点还 81 ==========第82页========== 有一个意义，她们必须解除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要担负的某些牵累，例如家务和儿童的照顾。而且因为只有妇女能担负生育儿童的任务，又因为生育要使妇女不得不间断工作若干时候，所以关于这一方面，必须为妇女有特别的设备。等到儿童生育出来之后，又须为妇女保证：养育儿童所需要的经济负担，须尽可能由父母两造平等分任。 在苏联，为着要使机会平等在事实上有效起见，社会方面已经有许多服务的设备，这些服务的事情，在别的国家里，要由妇女们自己做，作为她们经常的家庭责任。最重要的是关于膳食的事情；在苏联今日设有广大的餐厅网，使人民能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或附近于他们工作的地方用膳，此外公厨的设立也代替了主妇的工作。 但是除了烧饭之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主妇还要用无穷尽的时间照顾她的儿童，关于这方面，苏联也有种种解除妇女负担的设备。由于广大地设立了许多托儿所和幼稚园，由于在每一个公共方场或公园里替儿童设备了游戏场，由于在学校的房屋里替儿童设备课余作业，在各座住宅里为儿童设备游戏室，苏联的当局已大部分地减少了母亲们对于照顾儿童的担负。我最近从莫斯科回到伦敦，使我不胜感触的是看见若干龌龊的儿童在街头游荡，并看见儿童照顾若干婴孩，而这些儿童自己仅比所照顾的婴孩大几岁。这种现象是病征，表示英国社会对解决劳动阶级的母亲的问题完全失败。这种问题在苏联，在原则上是已经解决了，至于详细的办法，是一年一年从实践中做去。 有时有些人说，广大地设立托儿所和幼稚园，恐怕要破坏家庭情爱。依我的经验，这种意见是绝对不合理的。一个工作的母亲，当她忙于别的事情的时候，倘若可把她的孩子交给一个办理妥善的托儿所，在那里喂养和洗涤，难道因为能够这样，就会减少了她对于她的孩子的情爱吗？倘若只于她有空的时候，和她的孩子在一起，难道她就不爱她的孩子吗？有一件滑稽的事实，但 82 ==========第83页========== 却值得提起的，就是那些在英国最坚持要享受家庭愉快生活的人，常是那些因为他们的幸运的经济地位，能够出得起钱雇用有训练的看护妇，在二十四小时中照顾他们的孩子二十三小时，而他们自己却能在其余的时间里圆满享受做父母的快乐而无须受着做父母的辛劳！ 社会虽能替妇女解除家务，解除照顾儿童的负担，但是在身体方面却不可能替妇女解除生育儿童的任务。于是关于这方面，要达到两性平等，不得不使妇女享受特别的权利。在苏联今日，生育孩子的母亲，得享受四个月的假期，工资完全照付。倘若医生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在怀孕期的任何时候，她可改做较轻的工作，或完全解除工作，工资并不减少。育儿的母亲回厂工作之后，她还可以特别减少她的每日工作时间。一切医药的照料和儿童用的衣物卧榻摇篮等等，都由公家供给，完全免费。 讲到父母对于儿童应负的责任，家庭关系的问题特别严重。自从革命后最初几年起，国家就停止已嫁的母亲和未嫁的母亲之 一切区别。这样一来，男女之间的数千年来关于伦理标准的区别，也从此消除了。而且这样一来，没有孩子一出世后就带着私生子的耻辱。 苏联国家更采取步骤保证：结婚应该是一个自愿的合同，家庭应该是一个自愿的社会单位。在苏联，他们常鼓励根据互爱互敬的结婚和家庭，反对用法律的力量或经济的压力强使不愿同在 一起的人同居。离婚容易，但有一个条件：对于每一个儿童的养育，父母须担负平等的责任。无论结婚是经过登记或不经过登记，依据苏联的法律，父母两造对于他或她的孩子，都须担负经济的责任。倘若父母分居，通常都由母亲养育孩子；因为这个原故，必须担负经济责任的通常却是父亲。而这种经济责任并不小。因为要保证每一个苏联妇女不必单独担负养育孩子的经济责任，所以每一个父亲如果不是和他的孩子的母亲同居，他必须付出他的收入百分之三十给这个母亲养育一个孩子，付出百分之四十养育 83 ==========第84页========== 两个孩子，付出百分之五十养育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孩子，直到他们达到工作的年龄。这样，关于父母责任的真正的两性经济平等便建立了；同时不勉强男女同居，倘若他们彼此已不再有自然的情爱。 有一件事情，使英国有许多主张两性平等的人心里发生怀疑；这件事就是苏联于一九三六年通过一个法律，根据这个法律，除非为着一个妇女的健康，或要避免遗传病的危险，堕胎是违法的行为。有人认为这个法律是对于两性平等的打击。 关于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参考原来法律的内容；这法律于 一九二一年使在苏维埃俄国的堕胎合法化。我们要注意，在这个法律里，没有一个字讲到两性平等，至于堕胎的权利，并不被看作苏联妇女的基本权利。在相反方面，堕胎是被视为一种社会的罪恶，但是这种罪恶，在合法的情形下，其为害比在秘密中进行还比较可以少些。下面是允许堕胎的原来法律的一部分内容： “在已往的数十年中，用勉强方法堕胎的妇女，其数量在西方和本国里都在增长着。各国法律用来打击这个罪恶的方法，是责罚堕胎的妇女和执行堕胎的医生。这种打击堕胎的方法并不得到良好的结果，反而使手术秘密化，使妇女做牟利的而且常是无知的庸医之牺牲品，这种庸医就是以秘密执行堕胎手术为业的。结果，这样的妇女有百分之五十在执行手术中得到传染病，有百分之四是送了生命。 “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深知这件事对于社会是一种严重的罪恶。它对于这个罪恶的争斗，是用宣传来劝说工人的妇女避免堕胎。由于为社会主义努力，由于采行大规模的对母性和儿童的保卫，它深信可以使这个罪恶逐渐消除。但是因为已往道德的残余和现今困难的经济状况，仍然强迫许多妇女借助于堕胎手术，…”这件事得被允许在国立医院里执行。 84 ==========第85页========== 这个法律的主要特点是：它是根据“困难的经济状况”，是暂时的性质。堕胎的权利，从来没有被视为苏联妇女的权利之一，从来没有被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享受的：它却被看作一种罪恶，它的被采用，只是一时权宜之计，用来对付在不满意的情况下，作违法的堕胎而造成的严重的死亡率。已有事实证明：现在一方面由于节育知识的增加，一方面由于经济安全的感觉也增加，所以妇女不必再那样实行堕胎，因此为着健康的利益计，这个允许堕胎的法律是没有必要的了。在苏联的立法上，堕胎原来就被视为健康的问题，而不是平等的问题。有许多妇女因为可以堕胎，忽略了节育方法的运用，于是便比较不满意的堕胎方法合法化，在某限度内，反而使比较满意的节育方法全被抛弃。关于这方面，有一件事是我们所应该彻底了解的：苏联对于两性平等的全部方式，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女权主义者对于此事所采的方式不同。苏联对于此事的注重点是：两性须有平等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权利及机会，同时应以特别的权利赔偿由生育儿童所引起的任何负担。在别方面，在像英国的这一类国家里，因历年的失业，发生各种“人口过剩”的理论，通常所注重的是主张妇女有不育儿童的权利，视为两性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苏联没有私生子的规定，在一九三一年就最后消除了失业，而且没有再发生失业的征象，在那里“人口过剩”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全国的全部经济计划是根据于可用的工人数量，工人愈多，大家的福利也愈好。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为的限制人口，是没有社会的理由。所以关于两性平等的方式，也有着一种不同的注意点：他们并不因为男子不必生育儿童，也注重妇女也不必生育儿童的权利：他们的全部的注重点是在设备种种情况，使每一个妇女可以在她的健康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多生育儿童，同时却不致因此遭受比男子所受的更大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担负。这是苏联社会对于此事的注重点，我并且相信这也是每一个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失业消除以后，对于此事所要采用的方式 85 ==========第86页========== 这样看来，在苏联，妇女的地位不是在家庭里。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却不是轻视母性，也不是轻视家庭，所注意的只是家庭的组成不是违反男女两造的自由意志，而用武力或经济的压迫来勉强保存的单位。由于给与两性工人以平等的机会，由于社会保险包括对于因怀孕和生育而不能工作者的优待，由于保证父母对于儿童应负平等的责任（无论已婚未婚），最后由于使种种服务的事情社会化（这种种服务，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要由个别的主妇来担负的)，一由于这种种的努力与设备，苏联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使同为公民的妇女不必再受做主妇、妻子、和母亲的束缚。但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妇女做妻子和母亲的任务是被废除了；这只是说，妻子和丈夫，母亲和父亲，在每一方面都是平等的公民：有同等的机会从事一种事业；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享受到有效的平等权利；对于社会，对于彼此，和对于他们的儿童，都负有道德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平等责任。 译者注 ①Birobindjan是苏联远东一个地方，现为犹太人殖民地，即苏联收容各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使他们得在此地建立新社会。 ②David Low是英国的著名漫画家。 ③ton是英国贵族中学，学生平日都穿大礼服，戴高顶帽，旨在养成未来的贵族绅士。记者在英国时曾往参观，奇怪的景象真堪发噱！ ④在俄国革命后的初期，仍有雇主存在，不过特加限制而已，后来才渐渐消灭。 ⑤著者附注：本书付印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刚在开会，讨论由新宪法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在这会议里，他们对于“工厂三角”的工作有严厉的批判，认为在现在限制了民主。塞达诺夫(Zhdanov)提到它，认为它已有倾向变成“家庭的结合”，使人对它更难批判的阴谋的集团。只要一旦他们三方面都同意，你试 86 ==========第87页========== 试批判批判他们看！ 选出职工会代表参加工厂的管理，这种局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看来，已是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苏联，他们已在寻觅更有效的方法，来实行民主的管理与批判。我们可以预期，他们不久还有所改革，使工厂的管理当局，党，和职工会的领导，有更大的独立性，党和职工会的群众对于政策可有更充分的讨论。 ⑥“Daily Herald”,英国的工党机关报，但亦被资本家所操纵，详见拙著《萍踪寄语》初集第九十六页。 ⑦Bolshevo,感化犯人的一个特区，参看拙著《萍踪寄语》第三集第二四一页。 87 ==========第88页========== 第二编新的国家 第九章什么是苏维埃 我们讲到这里，可以看出，在苏联有着一种新的生活为着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发展着，这个事实是已成立了。苏联是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一个公民，不论性别或民族，都有机会尽量发展他的能力，而且在能力发展之后，还都有机会利用这些能力来造福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参加国家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不仅是一个附属者，却是一个负责人。在每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事情，个人的创造力都受到鼓励。职工会和合作社的存在，其规模与权力之大，是在其他地方所从来没有的；虽则关于合作社这件事，因为苏联国家的本身现在已具有合作联邦的主要特色，使合作社的组织不再是原则上的问题，而只是便利上的问题了。报纸是为人民的组织所有、所管理；从集体农场或各厂职工会委员会，到政府本身及职工会总部。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和男子有着平等的贡献，至于因为她们的生育儿童的自然任务所遭受的困难，也有着相当的补偿。这一切都是正在苏联发展着的新生活的特色，而这个新的生活都是在一种新国家的结构里发展起来的；倘若没有这样的新国家，这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便是苏维埃国家；要充分了解苏联的新生活，我们必须了解这种生活所由创造的这个新国家的结构。 要研究“苏维埃”这个名词所以有今日的意义，它的来源怎 样，我们不得不追溯到一九O五年。在那时以前，“苏维埃”这个 名词在俄文里常被用来表示任何一种的“会议”。在当时“军政会议”或“阁员会议”都是“苏维埃”，此外其他许多种的会议都用 88 ==========第89页========== 这个名词来表示。在一九O五年初期，有个纺织的城镇名叫“伊 凡夫・伐”(Ivanovo-Vosnesensk),那工人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整罢工行动和强迫雇主接受集体的交涉。这个委员会是由那个城镇里的各工厂的工人，在大会上用举手的方法选出代表所组成的。 自从此事发生以后，在这一九O五年里，俄国各处的工人为 着要求改善状况，发生罢工和示威运动，各在他们的城镇里成立他们自己的代表委员会或代表会议，领导斗争。这些会议就被称为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每一件这类的事例里，这种苏维埃的分子是由各厂工人选出的代表，用有组织的罢工，领导反对雇主的斗争，并提出关于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政治要求。这些苏维埃是斗争的组织，领导示威，而且在某些地方，在实际上夺取全部市政权，通过对于他们这城里雇主不利的法律。它们变成一种新式的市政权力，全为工作人民的利益通过命令；这些工作人民大多数是城镇的居民。 但是一九○五年的革命被镇压下去。此后有十几年，俄国的劳工阶级运动都没有合法的机会表现出来。直到一九一六年的末了和一九一七年的开始，大家对于沙皇政府作战方法的愤懑激增，于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会同许多雇主，甚至于协约国的政府，开始表现对于沙皇政府的反抗。 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退位，一个新政府被雇主们建立起来。和这个“临时政府”同时并存的，有彼得格勒的工人重新组织的苏维埃，别的城市里也随着模仿他们的例子。这个时候，劳工阶级运动的势力很大，临时政府不得不尊重苏维埃的存在，不敢尝试去镇压它们。 在一九一七年，不像在一九O五年，苏维埃的成立不限于城 镇里的工人。在乡村里，农民也选出他们自己的会议，即苏维埃；通过这苏维埃的组织，他们要求立刻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在军队里，士兵群众也选出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在有些地方，拘捕他 89 ==========第90页========== 们的军官，进而管理他们自己。 这样，自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之间，俄国的人民，工人、农民、和士兵一选出了许多会议或委员会，叫做苏维埃，在全国中成立了广大的苏维埃网，领导他们为着改善生活状况而努力的斗争。 这些苏维埃的势力很大，所以当时的政府也不得不允准他们的许多要求。例如在临时政府刚成立的那天，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出一个命令，说各处军队的群众应成立委员会，并须派代表参加苏维埃。这样，工人和士兵所选出的代表合并了他们的政治活动。这个命令还这样说：“有关政策的一切事情，军队应服从‘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及军队自己的委员会。”临时政府同意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个命令。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底，在彼得格勒举行了一个会议，参加者有全国各处苏维埃的代表四百余人。这个会议决定要在最近将来举行一个全俄大会，彼得格勒苏维埃所选出的执行委员会，连同这次会议所选出的十个代表，负责召集这个大会。 由于这个决议的结果，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举行了一个全俄苏维埃大会，参加者有由全俄各处来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代表近八百人。这个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在下届大会以前，负责调整并领导各苏维埃的工作。 在这里让我们静一下，看看在这五个月的短时期内，在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种全新形式的组织成立了起来，布满全国，代表工人、农民、和士兵一人口中的最大多数。 在结构上，这个苏维埃网很像全世界各处民主的劳工阶级组织。在各本地有直接选出的苏维埃。就全国说，最高的权力是各处苏维埃来的代表大会。为着调整这些苏维埃和大会之间的工作，并执行大会的一般的指示，由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 这些苏维埃在几个月的时期里，发展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结构，好像全世界上其他劳工阶级组织的结构一 90 ==========第91页========== 样。他们在各地有选出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派代表到大会里来：这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在两个大会之间领导这个组织 但是这个苏维埃制度，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比通常劳工阶级的组织广泛得多。它不但代表工业工人：它代表工业工人和士兵。同时，在乡村里的农民也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参加乡村苏维埃。这样，这新的苏维埃组织几包括全国人民的全部分；只有地主、劳工的雇主、政府的高级官吏、及与这些种类有所联系的人，没有参加苏维埃的活动。 自一九一七年六月（即第一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的时候)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期间，俄国的临时政府仍继续参加世界大战。但是人民愈益反对战争的继续；各处选举代表去参加苏维埃的时候，愈多提出和平的要求。 同时，临时政府也愈益震恐于人民的增长的要求，并愈益震恐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活动。这种情形伏有一种危机，就是临时政府一有机会实行，它也许就要实行军事独裁，摧残发展迅速的工农兵的民主组织（包括苏维埃)。 当时是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俄国人民面对着这种危机：他们自己的组织将被摧残，苏维埃已给他们的讨论自由将被剥夺。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由布尔塞维克所领导的军事暴动，发生于彼得格勒；第二日，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对各苏维埃负责。 下面是撮述这次大会关于成立新式政府决议案的内容：“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全俄大会开幕了。最大多数的苏维埃都代表在里面。有若干代表是从乡村苏维埃来的，也出席于本届大会…这个大会夺取政权放在自己的掌握中，依靠最大多数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并受在彼得格勒发生的、工人和驻防军的胜利的暴动所支持。… “本届大会特发命令：全国的一切政权归于工人、土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 91 ==========第92页========== 这个新政府是人民委员会，一个人民委员会就是一部的首领。这些委员直接对大会负责：在两次大会期间，对大会所举出的执行委员会负责。 但是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工人和士兵虽都有很多的代表参加，由农民苏维埃来的代表参加的却只有比较少数；这些农民苏维埃有它们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准备在一星期后举行它们自己的另外一个大会。在这个农民苏维埃大会里，经列宁解释为什么提前十天夺取政权的理由，及已经决定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命令，这大会决定选出若干代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定设立一个代表工农兵的统一的政府。这个统一的执行委员会，此时成为最高的权力，由它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召集第三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参加的有七百余个代表，代表全俄各处的工人、农民、和士兵。 在五个星期的时期里面，在俄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在结构上，这个新的国家相应于全世界各处劳工阶级的民主的组织。但是一个职工会所代表的只是特殊职业的工资劳动者，而这苏维埃国家却包括全体工作的公民，有的在工业方面，有的在土地上（按指农民)，有的在军队里。只有最少数的一不及全俄人口的百分之五—没有参加苏维埃的工作。 为什么有某几种公民不得参加苏维埃，这个原因有时被人误解。而这种误解之所由来，是苏维埃之为一种新型的国家，有它的主要的本质，这本质没有被充分了解。但是如果我们注意苏联的发展历史，有一件事便很明白，就是这些苏维埃原是工作的人民反抗雇主的斗争组织，它们自然要拒绝雇主参加它们的经营；好像英国今日的职工会，是反抗雇主的工人组织，也拒绝雇主有参加职工会事务的权利。相类地，在俄国的乡间，苏维埃被农民用来没收瓜分地主的产业，它们也不会请地主们参加苏维埃的工作！ 在一九一七年成立的苏维埃国家，是最大多人民的斗争组织，用来反抗很少数的地主、雇主、和他们的官吏。所以并不足怪的， 92 ==========第93页========== 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大会所决定的劳工和被剥削的大众权利宣言，明白说有这样的几句话：“现在正是工人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达到最严重的关头，在政府的任何机关里，不能有剥削者的位置。”这个苏维埃国家是最大多数人民的一个民主的组织，但是它却剥夺很少数的财产所有者的政治权利。工作的人民，除了很少数的雇主及某几部分和雇主有同盟的人外，男女在十八岁以上，不论性别，民族，或宗教，都可享受普选的权利。全体工作的人民，以及使别人可以作工的主妇，都可享受选举和被选的权利，没有财产或居住条件的限制，只要他们的年龄已达到了十八岁。 这样，实行了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所享到的民主，为前此他们所从来没有享过的。在别方面，不及全人口百分之五的人—那些靠着不劳而获的收入生活的人—一不再有参加政府的权利了。 关于报纸方面，这苏维埃国家也采取了相类的步骤，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些步骤，从俄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看来，也是民主的。但是由私营的报纸大王看来，这些步骤是对于他们权利的悖谬的攻击。根据一九一八年七月第五次全俄苏维埃大会所采用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他们“停止报纸倚赖资本家”，由此保证劳工人民的“有效的言论自由”。这样一来，据有报纸的自由，由报纸大王转移到了人民的手中。 在英国，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初旬，刚在总罢工以前，《每日邮报》①的工人拒绝印刷他们所不能同意的某些文章。由唐宁街 ②发出的官方文章，申斥这件事是“对于出版自由的酷烈干涉”。制造报纸的人居然对于他们所印刷的东西敢参加意见！可是那苏维埃政府却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比《每日邮报》的工人更进了一步。它没收了一切私有的印刷机，全部移交给工人、农人、和士兵的组织。这由报纸私有者看来，这青年苏维埃政府简直是犯了对出版自由的悖谬干涉的大罪！ 但是对于这同一局势的看法，不要从俄国很少数人民的观点 93 ==========第94页========== 来看（有着足够的财富来私有报纸的人），却从最大多数人民的观点来看。（从来不得利用报上篇幅的人！）从最大多数的人民看来， 几占俄国人民的全部一这些报纸变成了他们自己所有的，通过苏维埃和其他组织，用集体来管理这些报纸。从这些最大多数的人民看来，这苏维埃政府已给与他们以出版自由，不是他们以前所梦想到的。 在本书的导言里，我们已看到，这苏维埃国家从一开始就兼有着民主和独裁。我们现在能够看出为什么它兼有了这些特点。它所以兼有了这些特点，因为它既是工作人民一俄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的民主的斗争组织，它采取步骤消灭雇主阶级—很少数的人一的权力。它虽然允许一切自食其力的男女公民享受普选的权利，它却剥夺那些以雇用他人而生活的很少数人的政治权利。相类地，它允许最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应用印刷机，它却禁止某些人再用这些印刷机，这所谓某些人即以前据有这些印刷机的人，他们以前所以能据有，因为他们有了足够的财富。 这个苏维埃国家在基本上是和今日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它在本质上是工作的人民争取改善生活状况的组织，是最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它所采取的许多步骤，从最大多人民的观点看来，是民主的，从财产所有者看来（其实这些步骤就是用来反对他们的），这是全然悖谬的。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这个新的苏维埃国家要为着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对十几个列强的联合武力抗战。 第十章工人的国家 俄国的各苏维埃是在它们夺取政权，成为新国家以前的七个多月的时期里，建立起来的。显然，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工人和雇主间有着继续的冲突，在工作的人民方面有时是进步的阶段，有时是暂时失败的阶段，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坐 94 ==========第95页========== 下来，根据计划，在理论上设计好苏维埃所应演进的组织之一般的形式。但是不管有这样的事实，苏维埃所演进的实际的形式，几乎完全类似世界上其他地方到今日所有的劳工组织的形式。 民主的劳工阶级组织的结构，几乎总是有着同样的一般轮廓。会员加入分部，由分部选出本地委员会。在包括若干分部的区域里，不是代表委员会便是大会（由这大会选出一个有调整全部工作效用的委员会)，成为最高的权力。就全国说，最高的权力常是 一个大会，由这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在两次大会期间，代表大会做最高的权力。劳工阶级组织的这个形式是普遍的，因为为着劳工阶级的目的，这是最满意的形式。由于代表大会，这最高的权力广泛地代表了会员群众，各代表就是接受了会员群众的指示而来参加大会的。由于大会上选出的一个小的执行委员会，永远职员的数目减到最少，因此大多数的代表可回到各地去做他们的经常职务。这样的制度，只要代表们真能代表选举他们的那些人，便多少是可以满意的。这些苏维埃，依它们的来源，徜若它的分子不能令他们的选举人满意，是允许选举人把他们罢免，取消他们的代表资格。这样一来，这些苏维埃比今日其他国家里工作人民的许多民主的组织，都更为民主 这个新的苏维埃政府，在成立的最初几个月里，忙于通过立法，为的是工作人民的利益，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一个立刻的决定被通过，就是必须订立“没有赔款和割地的民主的和平”，并且邀请全世界的人民都采取同样的行动。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大会，通过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的权利宣言。根据这个宣言，“俄国被宣布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一切中央及地方的权力都归苏维埃…俄国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于自由民族自由联合的基础上，是各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为保证这个联邦是真正出于自愿起见，这大会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全国苏维埃大会上，有权自由决定他们是否要参加这个联邦政府，或参加其他联邦式的苏维埃制度”。当芬兰和 95 ==========第96页========== 亚美尼亚宣布独立的时候，这宣言是被苏维埃大会所欢迎的，同时还欢迎苏维埃政府从波斯撤退俄军的政策。 这苏维埃政府最初发的另一个命令，是关于土地国有。各地苏维埃有权没收田产，把这土地，根据农民的需要，分给他们。不久以后，在城镇里一切住宅都归国有，城镇的苏维埃有权根据居民的需要，把房屋分配给他们。这就是说，工人由最拥挤的场所被送到城镇的中心区域去，富有者的房屋被分为若干住宅，原来的屋主被允许居住这里面的一宅，其余的部分给由最坏的贫民窟里来的工人居住。相类地，遇着有房屋空的时候，工人便由最拥挤的地方搬进去。从那时到今天，就不可能看见像我们在英国所常见的情形：一有房屋空着，或仅有一部分被用着，而在别方面，在同一条街道里的地下室，却有全家住在一个房间里的现象！ 普及教育，社会保险，和银行及大规模工业的国有，关于这几件事的纲领，都在苏维埃统治的最初几个月中决定的。他们采用了一日八小时的工作制，并使全体工人每年得享二个星期的休息假期，工资照付。 根据权利宣言，关于这苏维埃国家的目的，有这样的话：它的“基本的目的是消除一切人对人的剥削，消除社会阶级的区别…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因为有着这个目的，“有用于社会的工作，对于一切人都要强迫做的。” 但是直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大会，这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才采用了一个宪法。这个宪法是一个凑合的文件，包括权利宣言并添加了若干规定，剥削雇主阶级的一切政治权利，同时保证工作人民所享受的民主。此外，这个宪法并包括关于这苏维埃国家组织的规定。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苏联的报纸怎样从私人的手里移转到工农兵的组织。相类地，关于集会的厅堂，也规定有办法，一切房屋“适宜于公共开会用的，里面有电灯、热气、和椅桌设备的”， 96 ==========第97页========== 都应该让工作人民使用。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个原来的法律，所以今日苏联工厂的当局须让工人在工作时间以外用工厂中的房子作开会之用，并须允许职工会在工厂里设办事室。同时关于结社自由，这个新的国家“给与工人一切物质的和道德的扶持，帮助他们团结并组织他们自己。”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因为对工会主义有这样的态度，所以职工会会员和职工会权力都有稀有的增加。 特殊重要的，是这个苏维埃政府在较早所发出的关于军役问题的若干命令。在这样命令里，有一个曾经说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之一，是要将人类从黩武主义的负担中，从人民彼此血拚的野蛮主义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的对象是一般的裁军，永久的和平，和住在地球上的一切民族的同胞爱的合作。”但是，“在各国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执着政权。它的政策是集中于共产主义革命的镇压与一切的小民族的奴役”。因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创造它自己的有力的军队”。但是“武装资产阶级，便是要在军队中引起继续的内争，于是减弱军队对外敌斗争的力量”。因此，“社会中寄生的和剥削别人的分子（他们不愿和别人同有平等的权利及同负平等的义务)，是不能被允许有武装的。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将另想办法，使资产阶级也要在某种形式之下，担起保卫这个共和国的部分的担负。” 我们现在要讲到一九一八年的宪法对于苏维埃国家的组织是怎样规定的。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普选为每一个公民所得享受，只要他的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不管宗教、性别，或民族，也无须居住或财产的资格。每一个这样的公民都可以选举和被选举。但是因为，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过的，这苏维埃国家是工人为着保护他们的利益，反抗财产所有者而建立的组织，财产所有者在苏联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可以享受普选权利的是那些靠自己劳动而生活的人们，那些做家务而使别人能从事生产工作的人们，那些因病弱而中途无力工作的工作人民，以及那些在陆军海军保卫苏 97 ==========第98页========== 维埃共和国的人们，但是在别方面，雇主、靠不劳而获的收入而生活的人们，代理人和经纪人，尼姑与牧师，以前警察的代理人，以前皇族的分子，以及精神失常的人，都不许有权利参加选举。 尼姑与牧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被剥夺，这个事实也许要引起某些诧异。但是，我们要记得，在帝俄时代的教堂是最大的单独的地主；当这些地产被没收的时候，牧师与尼姑差不多没有例外地加到武装反革命的势力方面去。宗教的自由是在革命初期就受保障的；“宗教与反宗教的宣传自由”，每个公民都得到宪法上的保险。但是同时，教堂不再是国立的了，它由土地及工业的收入也被剥夺，学校完全被国家接收。这样一来，宗教成为私人的，而不是国家的事情；信教的人们要自己报酬他们自己的牧师，不能再领受任何形式的国家津贴，或由财产上得到的任何不劳而获的收入。 普选制于一九一八年为俄国最大多数人民而建立起来，年龄限制的低，是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同时，有很少数的人是不被允许享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写的文章里，曾指出这是暂时的计划，这暂时计划之被采用，是为着工作人民的利益，当时财产所有者（或在本国方面，或在国际方面）都在用尽方法，企图推翻苏维埃国家。下面是列宁所写的话语： “俄国共产党对于劳工大众，为着避免误把过渡的历史的需要认为经常的事情，应对他们解释：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有一部分公民的选举权利被剥夺，这不像在许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那样，是某特殊范畴的公民要终身被剥夺选举权利，却只是用于剥削者，只是用于那些违反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坚持保卫他们剥削者的地位，保存资本主义的关系。因此，在苏联，在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势力一天天地增加，在客观的可能性上仍得做剥削者或保存资本主义关系者，也一天天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被剥夺选举权利者的百分数自然也会逐渐减少下去。在苏联目前，被剥夺选举权利的人只占全人口百分之二或三。在别 98 ==========第99页========== 方面，在不久的将来，外国侵略的停止和剥削‘剥削者’的完成，也许在某种情况之下，能创造一种局势，无产阶级国家将采用其他方法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于是能不加任何限制地采用普选制。” 一九一八年宪法所描述的苏维埃国家的结构，不是由于一群政客和律师坐着开会，起草一个宪法而演进成功的，这个宪法却是描述在前一年已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各地苏维埃，如我们在前面所已经看到，只是代表会议，是由工人在他们工厂开会时所选出的，并由农民在乡村开会时所选出的。在开会时，工人和农民讨论他们所建议的候选人的优劣，用最简单最直率的方法选举，只由于举手的表示。 所以根据这宪法，苏维埃国家的根本单位是城镇和乡村苏维埃，由十八岁及十八岁以上的工作人民所直接选出的。在乡村里，由于本地当局的同意，选举年龄还可以降低到十六岁 在比城镇或乡村较大的面积，例如郡、省、和包括若干城镇和乡村的区域，最高的权力是那个面积里的苏维埃会议，由该面积内各地苏维埃派代表参加。这种会议选出它自己的执行委员会，这委员会在两次会议间的时期内，进行政府的工作 在整个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权力是全俄苏维埃会议。根据宪法，这个“全俄苏维埃会议是由城镇苏维埃代表与省苏维埃会议代表构成的；前者每二万二千个选举人中得有一个代表，后者每十二万五千居民中得一个代表”。初看起来，这种代表方式似乎给与城镇居民以过大的代表权，但是这个见解却是错误的。 我们要注意城镇的代表权是表现于选举人的数量，省的代表权是表现于居民的数量。选举人都是年龄超过十八岁的工作公民；在另一方面，居民的数量都包括着“非选举人”，无论是劳工的雇主或是幼年。所以每二万五千选举人中得有一个代表，并不很大于每十二万五千居民中得有一个代表。 但是和这个对立的有一个事实，就是在省的大会里面，不但 99 ==========第100页========== 省的乡村有代表，省的城镇也有代表参加。所以选举省代表的时候，城镇工人的代表也参加。讲到这一点，城镇的选举人却有双层代表的意味。莫斯科的公民由莫斯科苏维埃派送代表到全俄大会。但是莫斯科苏维埃在莫斯科省苏维埃大会里面，也有代表参加。而这个省苏维埃大会也派送代表到全俄大会。这样一来，依人口的比例说，城镇的代表权却是明确地较大于乡村的代表权。 这种不平等的代表权是怎样来的呢？这个答案是：自一九一 七年二月至夺取政权的同年十月，又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一 八年六月采用宪法的时期，在这两段时期中所发展的苏维埃国家，其详细的结构，并非一个自觉的和预计的计划之结果，却是人民的直接的政治活动之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一九一七年 十月夺取政权以前，农民大会是另外单独举行的。代表工人和士兵的头两次的全俄苏维埃大会，参加的代表是依投票人的数量为比例而选出的；可是在农民大会，代表权却偶然是根据乡村的人口。在第二次大会之后，农民加入工人和士兵所已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种选举的双重制，便被继续沿用下去。 依当时的事实，人民中最热烈于建立苏维埃的是城镇的劳工阶级。在较早的几次大会中，城镇的工人所以有着大的代表权，这也是一个原因。同样地，在省的大会里，工人也是特别热烈参加的。这样一来，便演成了上面所说的双重代表权的制度。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大会，当时采用宪法时，原来可以废除城镇和乡村代表权的不平等，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做，而且是有意这样的。理由是：俄国的劳工阶级在建立苏维埃这件事，一向起领导的作用，而且正因为这个领导作用，所以它的代表权，依着它的数量为比例，确是大的。如果为着顾到抽象的‘平等’名义而剥夺社会中对于这新国家最热烈的一部分人，这是一件愿有的事吗？或用另一种说法，曾在建立苏维埃国家这件事上，表现过创造力的阶级，暂时仍继续享受比社会中对此事较小热烈的其他有势力阶级的较大的代表权，这不是一件愿有的事吗？所以这 100 ==========第101页========== 次大会决定保存劳工阶级代表权的优势，保存有功于建立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保存劳工阶级的领导作用：这阶级在保卫苏维埃，反抗进攻，曾表现最伟大的精力。 关于苏维埃的选举，有三个特点是应该在这里提出来说一说。第一，参加苏维埃的代表，参加大会的代表，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徜若他们的选举人不满意于他们的工作，是可以把他们罢免的。这样，第一个官吏位置的永久与否，要靠他的选举人的同意。第二，每一个被选出参加任何苏维埃团体的代表，他不但要以委员会中一员的资格参加会议，而且还要参加苏维埃的日常工作。这样，每一个委员不但通过法律，而且也是负责实行者中的一分子。所以立法和行政并不隔离，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彼此间是打成一片的。第三，关于选举的性质，还有几句话要说一下。在这个苏维埃国家里，好像英国今日劳工阶级的组织 一样，选举制度是根据于一种愿望，这愿望就是要选那些最适宜于代表他们伙伴的人到政府的机关里去。在每一个选举会议，大家先讨论苏维埃当局的工作，然后议决将来要实行的政策。第一个被选出的代表就受委托去实行大会中所决定的政策。每隔若干时，他要对选举人报告他怎样在苏维埃中实行这个政策。苏维埃的各分子都是选出的代表，他受有他的选举人的委托；倘若他执行这委托不能满足拥护他的人，他是可被罢免的。这个制度和巴力门制度大不相同；在巴力门制度之下，候选人提出一个现成的政策，选举人如认为他们赞成这个政策，便选择这个政纲，候选人被选之后，实行或不实行，都随他自己的便。在苏联的选举制度，只有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的劳工阶级的组织，才能和他们相比，而且依苏联的选举制度，不能使选举人满意的人，还可以被罢免，那就更民主了。 全俄苏维埃大会选出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两次大会期间，是最高的权力。这个执行委员会负责委任“政府”或人民委员会，该会委员即各部的首领。这些人民委 101 ==========第102页========== 员在工作上是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人民委员得相聚开会，发表命令；每一个委员得各在自己部内发命令。任何这样的命令，都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核准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苏维埃国家的结构，把选举的原则，和领导及委任，合并起来。选举的原则是实行于苏维埃；领导和委任是实行于政府各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大会负责；这大会是由各地方苏维埃的代表所组成的，而这些代表却对人民负责。在 一方面，执行委员会委任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又可委任本部的种种官吏；而这种种官吏又负责委任工人参加种种国立机关，一直到最小的国营工厂或工场。各厂厂长是由上面委任的，他们最后是对人民委员负责；但同时和厂长并坐的有工人的代表，即工人所选出的职工会职员。所以苏维埃制度的全部，是一种最复杂的合并：一一面有选举，一面又有委任；一面对群众负责，一面又对更高的当局负责；选举人对于代表有选举权，又有罢免权；当局可委任工人，也可开除工人。每一个苏维埃的组织都受人民的代表管理。厂长对国营托辣斯负责；这托辣斯对人民委员部中的一部负责。人民委员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而这执行委员会却间接对选举人负责。职工会代表对工人负责：而这些工人也是苏维埃的选举人。这个复杂的政府制度，一方面有群众须负最大责任的选举原则，一方面又有更高当局对于下级官吏的委任；国家有这样复杂的政府制度，所以使全体苏维埃人民都具有两重资格，是公仆又是主人，即如我们在第一编里所描述的那样。 这个新式的国家使列宁受到感奋；当列宁回答考茨基责备苏维埃政府不民主的时候，他热烈地大声疾呼着： “在世界上就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能不能像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寻常的工人，寻常的乡村劳动者一享受到的有自由在最好的房屋里开会，有自由应用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存量的纸张，发表他的意见和保卫他的利益，有自由耀升他自己阶级的男子和妇女来管理和‘经营’国家，好像在苏维埃的俄国 102 ==========第103页========== 一样？” 第十一章民主的保卫 在一九三一年，当时我第一次到苏联去，我有着某些和平的同情。因此，看到苏联工厂的工人有时背枪列队在街上前进，并看到几于在每一个苏联的机关里都有领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心里颇不高兴。但是从那时以后，由于我在苏联所得到的亲历的经验，并且看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某些事情，使我相信：有效的民主必须有武装的保卫，来反抗那些在今日还千方百计要用武力来摧残民主的人。 如果我们彻底明瞭，用武力反抗武装干涉，由此保卫革命的成功，是有必要的，那末苏联的人民领受军事训练所达到的程度，是可以了解的，是要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最大证据之一。如把这种情形和英国比较，我可以这样说：在英国，在“公立学校”里，那里受昂贵教育的是富有者的弟子，设有“军官训练团”，几于有百分之一百的学生都是团员。在大学校里，这样的训练团也很发达。但是在英国，全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自食其力的人，是靠工作谋生的，现在英国虽有军官训练团的设立，我们却寻不到工厂里也有这类的设备，使一般人民也能熟练于保卫的艺术。与这种情形相反的是苏联，不但在大学和研究科学的机关，也在工厂和农场，公民都可以受到关于军事知识的教育，都可以受训练来保卫他们自己，反抗任何敌人。这样，军事训练在英国只限于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苏联却是全社会都有机会受到的。每一个苏联的公民都有机会被训练成为一个军事领袖。 其实苏联人民和军队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这样的关系，自从一九一七年苏维埃国家成立之后，就存在了。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第三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就这样宣言过：“为担保劳工大众的优势，并防备剥削者重得政权的可能性起见，本届 103 ==========第104页========== 大会特发命令武装工人，组织工农的社会主义红军，并完全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该会同时并作下述的宣言：“全体公民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义务”即“武装保卫革命的光荣，只允许由工人担当起来；全人口中闲暇的部分将执行其他的军事义务。”这样一来，俄国的“公立学校阶级”参加保卫的权利被剥夺了，因为劳工的人民不信任这个阶级能保卫革命；人民的军事训练，在英国只限于“公立学校”和大学的围墙内，在苏联却扩大到全体人民了。 在革命的初期，苏维埃政府发出命令武装全体人民。国家的兵工厂开放给工人和农民，并训令各地当局准许人民武装保卫革命。在一九一八年，四年之久才结束的战争爆发了，这次战争的危急所给与的教训，同于西班牙在一九三六年所得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武装的人民”除非也做到头等的组织和纪律，要对付 一个组织良好的，经过训练的军队，是不能抵御的。而要到有纪律的和组织良好的军队，非有集中的指挥是不可能的。 为着战争本身的需要，无组织的人民武装，和用训练不良的武装工人来保卫革命，这种情形不能再被容许继续下去了。于是苏维埃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骤，建立正规军，有着集中的指挥和必要纪律的执行，虽则这样一来，不免要排除某些特点，这些点被有些人认为是民主的军队所必要的。这种改组不是容易的事，因为革命本身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完全打破了旧的军队纪律，由于士兵群众和他们所选出的委员会夺取了政权，由于所选出的指挥官代替了旧的军官。一旦指挥官是真由士兵群众集中擢升起来的，大家都有机会升到最高的指挥地位，在这种的情形之下，要费许久时候才能说服士兵群众，使他们明瞭：在下差时无论士兵和指挥官间的关系怎样，但在行动的时候，对于指挥官须有纪律的服从，仍然是必要的。 苏俄以战争反抗十个外国的武装干涉，由这战争所得的经验是：在人民武装以后，接着就要组织强有力的人民军队，有集中的指挥，有良好的纪律。士兵和军官之间的旧的关系虽已完全废 104 ==========第105页========== 弃，在下差时士兵军官虽尽管混在一起，完全平等，但是在上差时，每一个士兵的行为必须遵照必要的军队纪律。可是在正在建立的新的军队里，指挥官本身就是出身于士兵群众中最优的分子；这个事实的意义，就是士兵和军官之间的旧的敌视态度（反映社会中的阶级关系)不再存在了。红军就是由于这样建立起来的；这红军在今日，其中军官的成分，多至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是出身自劳工阶级和集体农场的农民。 红军的结构和管理，一般地说来，是类似苏维埃国家其他组织的结构和管理。最高的权力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委员长，他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所委任。军官是由上面委任，但同时，士兵所举的委员会有大部分权力参加营房的管理，有关士兵福利的一切事情，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他们的教育、膳食、住屋的状况，等等。这样一来，苏维埃的营房也有它的壁报，好像工厂里一样；指挥官对于他的部下的待遇如果没有相当的礼貌，他的“非同志的态度”要被批判，好像一个工厂里的工头犯了同样的错误，也要被一般工人所批判一样。 在工厂里，每一个工人都有机会研究，并得到升耀；同样地，在红军里，他们也尽量给与便利，使士兵都有机会享受免费的求学，由此得到升擢。任何寻常的士兵都可以报名应考军官学校，只须他能有必要的程度，都是可被允许的。 在苏联，服军役是全国公民的责任。在以前还有雇主阶级存在的时候，公开说明雇主阶级是不被允许担任保卫国家的军役。但是在今日，雇主并不成为苏联人民中的一个阶级，所以新宪法里只不过这样说：“普及军役是法律，工农红军里的军役是苏联公民的光荣的义务。” 我们在前面讨论到苏联的职工会的时候，已经提及，红军联队怎样在种种社会的和文化的活动方面，自由地和工人及农民混在一起做，并且在急迫的时候，还在生产上给他们以积极的帮助。同样地，当我们讨论苏维埃国家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 105 ==========第106页========== 在这国家里的士兵，如同其他公民一样，也享受选举和被选举的充分权利。在苏联的军队里，政治总是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其实这是每一个真正民主军队的一个特色)，因为苏维埃对于它的军队是没有什么东西要隐瞒的，而且让士兵了解他们是为着什么作战，反而是最大的利益。 在讨论苏维埃工厂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厂长的工作，除了对于生产的责任外，同时也包括对于所用工人的福利的照顾。同样地，在红军里，指挥官不但对于上级的军官负责，也对于部下负责，这一点在正式公布的“阵地规章”里特加注重，在该规章有这样的一句话：“对于红军士兵的照顾，是指挥官的第一责任，是他的直接的义务。” 在红军的阵地规章里有一个有趣的特色，是有一段专讲对于俘虏的待遇。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苏联的犯人是被看作应受教育而不注重刑罚的。但是对于那些有意做国家仇敌的人，法律的执行是敌人对付敌人，不是同志对付同志的那样办法。可是关于红军行动上的训练，我们在阵地规章里仍可看到下面这样的一段：“工农红军的军队对于俘虏是宽大的，并给与他们以各种的帮助来保全他们的生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飞机正在轰炸由玛拉加（Malaga,在西班牙南部)逃出无抵御力的妇需，横施惨炸，在这样的时候，上面所说的却是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阵地规章的 一条。 我记得，我在莫斯科工作的时候，我偶然看见一封信，是由 一个英国工人寄到苏联的。在英国派军队干涉俄国革命的时期，这个英国工人被派到俄国的北部，在那里做了俘虏。他在这封信里追述他在当时所得的经验—一他怎样在被俘后有工作做，他的工作还有报酬，在夜里他可用他的自由的时间，依他自己的意思，在城镇里跑来跑去。这并不是偶然的待遇；这是在上次反苏联的战争里，苏联对于俘虏待遇的代表型的行为；由上面所引证的阵地规章看来，在下一次的战争里或者也还是真确的。 106 ==========第107页========== 红军对于俘虏有这样的宽恕，这样的友爱，这个事实又怎样解释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红军的领袖们不把红军看作仅仅是 一个军事的机械，却把它看作一个政治的组织，这个组织能使在任何地方的工人农民，人民中的最大的部分，都能归心于它的方面来。因为这个缘故，阵地规章里明确地说：“不但使阵地上的居民，而且使敌军里的工农大众，都能归心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方面来，这是胜利的主要条件。” 法西斯蒂进攻西班牙，对于由沦陷的城镇逃出来的无抵御力的妇儒，竟加以轰炸。红军进了敌人的一城一村，第一件事却是把该处存贮的食粮和衣服，分给最贫苦的人民，这样使妇儒敬爱他们，并不像法西斯军队是以残杀妇孺为务的。这种政策只适合于民主的军队；他不是要保存却是要破坏私有财产的权力。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红军作战反抗法西斯主义，不但有它的英勇的军心，是它的优点，而且还能在作战的国家里，很迅速地得到一切民主势力的同情。 全世界受到法西斯侵略的凶恶行为所威胁。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红军赫然成为民主的堡垒；它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组织，而且是一个政治的组织；它的根，深入于人民大众，它的组织成分是来自人民大众，它是人民的军队，它所到的地方，都能敬重该地的人民。 这样的军队所代表的人民，他们所被组织的情况下是没有失业问题的，在他们里面没有公民能在战争中有所收获的。这样的军队是不肯轻易踏入外国的土地，除非被侵略的行为所强迫，无论这侵略的行为是对于苏联本身，或是对于苏联有互助公约的国家。在一九一七年，全俄苏维埃大会的主要的口号里面有一个是“和平”。今日，在二十年后，在苏联没有公民要战争。所以我们听到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委员长伏罗希洛夫最近有这样的公开宣言： “我们对于我们的军队，它的组织、它的军事训练、它的精 107 ==========第108页========== 善的装备，我们是觉得自豪的；但是倘若资本主义国家能接受我们的裁军建议，我们要不迟疑地把这个军队送还到工厂和集体农场里去，我们要完全裁军。” 只有苏联能够想到这样的遣散军队而不怕失业。只有苏联有职业等候着每一个退伍的士兵去做，也只有在苏联一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公民能由战争中得到什么一这样的遣散军队才被视为最所愿有的事情，倘若这国家的安全是可用别的方法来担保。 第十二章联邦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宣布成为“自由邦的自由联合”，成为各民族共和国的联邦。每一个在苏维埃制度下的民族，都有权在它自己的苏维埃大会决定加入这个联邦的条件。有某些国家，虽在已往是俄帝国的一部分，这时宣布完全独立，也为全俄苏维埃大会所欢迎。 苏维埃共和国虽在创立时就承认各国有权利决定它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它周围的几个国家却不承认俄国人民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结果，俄国人民虽几乎不经流血而夺取了政权，在实际夺取了政权之后，接着就是四年的摧残蹂躏的“内战”，当时至少有十个外国的军队合作着，企图消灭苏维埃。最后，由于俄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并由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所给的支持，终于一九二二年在西部恢复了和平，在第二年，远东也恢复了和平。 在这个战争的时期中，俄国苏维埃政府又有一次机会说明它 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因为在一九二O年，由于法国的怂恿，波 兰政府准备对苏维埃政府公开宣战。在那个时候，苏维埃政府发出一个宣言，这宣言全世界各处都转载过，在英国也有广大的传播。 下面是由这宣言里撮述的一部分内容：“你们的仇敌也就是我 108 ==========第109页========== 们的仇敌，他们告诉你们，说俄国苏维埃政府要用红军的枪刺强迫波兰人民实行共产主义，这是说谎话。其实只有在大多数工作人民自己要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里，这个主义才有实行的可能。…根据波兰大家的利益来改组波兰，这必须是波兰劳工大众自己的工作。”这个宣言的要旨，斯达林于一九三六年接见霍尔德③的时候，又这样重述了一遍：“每一个国家倘若要革命，它将发动它自己的革命；倘若它不要革命，那末便不会有革命发生。例如我们国家（按指俄国)要发动革命，所以便发动了革命，现在正在建设一个新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但是，如说我们要在别的国家里面发动革命，干涉他们的生活，这话是不真确的，这不是我们所主张的。” 这两段话是绝端重要的，一段是引自一九二O年，还有一段 则是引自一九三六年。因为倘若苏维埃政府真正承认各国有自决的权利，那末对于别国的革命是应有这样的民主的见解。 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恢复和平之后，苏维埃制度所及的土地比以前扩大得多。因为在斗争的过程中，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佐治亚、阿美尼亚、和亚塞倍然等地，都新增了苏维埃共和国。但同时在这些区域里的经济地位，比在一九一七年还要坏，因为撤退的干涉军队在退出时对于什么东西都加以破坏。铁路被炸坏，工厂被烧毁。各苏维埃共和国一方面知道随时可以受到另 一次的进攻，或者是来自一个国家，或者是由于国际联盟全体会员国的共同进攻，因为由这国际联盟的创造者看来，这个机构应该是“反对布尔塞维主义的堡垒”；一方面却须在这样危急的时期，对付经济重新建设的问题。 由于这次战争本身所得的经验，及这次战争所引起的经济问题，使各苏维埃共和国彼此间有更密切的接触。于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各苏维埃共和国彼此间签订了一个联盟条约；苏联一 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就这样成立了。 这个盟约里指出，世界现在是分成两个阵营：一资本主义 109 ==========第110页========== 和社会主义。该盟约接着这样说：“只有在苏维埃的阵营里，才可能铲除民族间的残害，才能创造互信的环境，才能建立兄弟般的合作基础… “但是几年的战争却并非没有它的遗产。被破坏的田地和荒废的工厂、战争后生产的毁坏和经济资源的枯竭，都使个别共和国的孤独的努力不能适当地解决经济改造的问题。各共和国各自孤立，不相为谋，在这种情形之下，经济生活的复兴是不可能的。而且当时国际关系的不安定，以及遭受新进攻的危险，都使各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建立一个共同的阵线，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封锁。” “最后苏维埃国家的构造，就它的阶级本质说，原是国际性的，这一特点也督促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工大众走上联合的道路，结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家庭。” 根据盟约，他们建立一个中央联邦政府，主持国防和外交一 一包括规定一种苏维埃公民的责任，通行全联；并包括允准新共和国的加入。这个联邦政府并负责采行适用于全联的一个总的经济计划；调整贸易、币制、和捐税；决定利用土地的最好的方法；管理运输和交通、衡量和尺度。此外联邦政府并规定管理教育和健康保卫等类事情的原则。 参加联盟的各共和国的政府，对于一切事务，除包括于盟约者外，有完全自治之权；每一个共和国，倘若要退出联盟，它有退出的权利。但是在别一方面，倘若一个共和国通过了一个违反盟约条文的法律，联邦政府却有权撤销它。 这个盟约于一九二二年签字，并由第一次全联苏维埃大会批准。这全联苏维埃大会的选举，是和全俄大会用同样的方法。参加全联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是由此时全联所包括的各区域选出的；每二万五千个的城镇选举人可有一个代表，每十二万五千个的省民可有一个代表。由这个大会选出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再由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起草全联宪法。 110 ==========第111页========== 关于联邦政府的结构，原来的意思是要使它几乎成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模样，所异者是包括全联的土地。后来由于斯达林个人的动议（他自己是一个佐治亚人，对于民族问题是一个专家)，在全联宪法里加入了特别的规定，藉以保卫一切民族共和国的权利，不致被俄罗斯人独占优越的地位（在全联里，俄罗斯人占着全人口中的最大多数，因此在苏维埃大会中便占有多数票)。这个宪法的最后形式，是在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全联苏维埃大会中被采用。 在苏联的最高权方，如同在每个共和国里一样。是苏维埃大会。派往这个大会的代表，选举出来的时候，对于人口的比例，和全体大会代表一样。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因为所处的地位是独立平等的民族共和国的联盟，所以在结构上有个特点。它不像个别的共和国那样，只是由苏维埃大会选出的一个单独的机构，却分为两个各自独立的院，各有完全平等的权力。每院可创制新的法律，但是必须经过各院里多数的通过，才发生效力。 这两院怎样选举出来的呢？ 在一方面，联盟院的选举，完全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前选举时所用的方法相同；就是说，也是在苏维埃大会直接选出。联盟院既是由苏维埃大会的代表选出，而这些代表的绝对多数却是来自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所以联盟院有着俄罗斯的多数人。但是这个联盟院非得到民族院多数的同意，简直一事不能做。 民族院是由各共和国政府派出同等人数的代表构成。所以在民族院里，俄罗斯人只占少数，不及乌克兰人和佐治亚人，白俄罗斯人和阿美尼亚人，加上后来加盟的乌兹贝克人，塔吉克人，和土克曼人。 这样看来，苏联政府是采用一个特有的折中办法：一方面代表人民，把人民看作个别的选举人，不论他们的民族；一方面也代表全联中的各民族，各立于平等的地位。只在绝端的事例，这两院对于任何特殊问题或不能达到同意，而这个分成两院的计划， 111 ==========第112页========== 却使全联里较小的民族，虽在全人口中占少数，在决定政策时却有同样大的发言权。 倘遇两院不能同意，调解又不成功，那末这个争执可由特为此事召集的苏维埃大会处理。但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必要，因为两院能完全和谐地工作。 建立多个民族合成的国家，这件事所包括的问题是困难的。苏联的一九三六年新宪法是在第八次全联苏维埃大会通过的，斯达林对这次大会的演说，关于上面所说的困难问题，说过这样的话：“现行的宪法是在一九二四年通过的，是苏联的第一次宪法。在那个时期，各民族间的关系还未得到适当的调整，对于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还仍然存在着，离心力还继续发生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必须使他们团结成一个单独的、联盟的、多个民族合成的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互助的基础上，各民族间建立兄弟般的合作。当时苏维埃政府深知这个工作的困难，在它的面前，有着资产阶级国家里多数民族国家失败的试验。在它的面前，摆着旧的奥匈试验的失败。可是它仍决定创立一个多个民族合成的国家，因为它知道，建立于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多个民族国家，是必然经得起试验的 “从那时以来，已过了十四年，这个时期已足够长久来鉴定这个试验。我们看出了什么？这个时期已经无疑地表示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多个民族的国家，这个试验是完全胜利了。这是列宁民族政策的无疑的胜利。 “我们怎样解释这个胜利呢？ “这是由于没有了剥削的阶级；剥削的阶级是民族间斗争的主要组织者。这是由于没有了剥削的行为，这种剥削行为酿成相互的不信任，燃起民族的感情。这是由于政权是在劳工阶级的手里，劳工阶级是一切奴役的仇敌，是国际主义的观念之真正的源泉。这是由于各民族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在实际上相互帮助。这是由于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发挥光大，一这文化 112 ==========第113页========== 是民族的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以上的种种事实，以及其他相类的因素，使苏联的民族方面得到激烈的变化：他们互不信任的感觉没有了，在他们之间发展着相互友谊的感觉；于是各民族间的真正的兄弟般的合作，在一个单独的联邦制度里面建立起来了。” 在这个大联邦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各民族得到平等的待遇，全体公民都得到平等的待遇，不论他们的民族，因此大大增长了各民族的自尊心。在苏联今日，任何公民，无论是犹太人或日尔曼人，阿美尼亚人或意大利人，黑人或美国人，印度人或英国人，都没有人觉得他们的民族的可羞，或因为他们的民族而享受特权，或因为他们的民族或肤色而剥夺在苏联做公民所应得的任何权利。这样的国家才真可称为联邦，在英帝国的许多民族对这种根据民族平等的团结，将羡慕不置。 第十三章选举人和管理者 凡是工作的公民，青年苏维埃国家都给他们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享此权利的年龄，比任何其他国家来得早。人民所选出的代表，倘若在事实上的表现不能满意，选举人是可以罢免他们的。被选之后，每一个代表不但要参加政策的决定，并且还要参加决议的实行。此外，为着大多数的工作人民参加管理的工作一这数量远超于在实际上举入苏维埃的人数一早就发展了一个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工作的男子和妇女在他们工余的时间要代表他们的同胞，参加国家的种种管理机关，无论是全国性的，或是地方性的，并参加这些机关的工作。结果，无论在一个地方的苏维埃，或是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它的办公室里，我们总可以看到 三类的工作者。第一，被举出的苏维埃委员或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要负责参加这公共机关里的各部工作。第二，有报酬的雇员，他们是由这被选出的机构所委任，对于这个机构负责。第三，自 113 ==========第114页========== 愿的工作者，他们并不是在任何法律上负有做这工作的责任，他们是在他们的职工会会议中被选出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或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我在苏联工作的时候，也参加过一次选举。我也享有投票的权利，因为我也是那社会里的工作的一分子，所属的民族和国籍并无碍于选举的权利。选举的程序是绝端简单的。在我们的机关里，由职工会委员会召集一个全体工人大会，先讨论候选人，然后用举手表决。在场的任何人都有建议候选人的权利，被选举的并不限于党员。考虑候选人的时候，他们对于候选人的过去行为是要加以讨论的，候选人对于大家提出关于他们的资格的问题，也有答复的义务。任何人都可以表示意见，赞成他们或是反对他们。这一切讨论的根据是：这些候选人为什么适于代表他们的同志参加该地的苏维埃？ 在乡村里的选举是在露天乡村会议举行的，全体已达选举年龄的农民，除了雇用劳动者之外，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如同在城镇里一样，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提出候选人，任何人都可向候选人询问，任何人都可以表示拥护或反对候选人。由共产党提出候选人是常事，职工会和其他组织也可以这样做。倘若党的候选人在选举人方面没有足够的资望，选举人不选举他，那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 在城镇里面，“选举区”是一个工厂，或足够构成一个选举区的一群小工厂。但是在城镇居民里面，有一部分人却常须依地理上的分区实行选举，因为她们并不同在一个组织里工作。这是指主妇们。结果，主妇们分别在每个区域里集会，有着她们自己的选举区，选出她们自己的代表去参加苏维埃。在这里，她们对于候选人的人格也常表示热烈的兴趣。为什么要选举这个妇女？她有什么权利在该地的苏维埃里代表她们的主妇伙伴？在我的城镇隔壁有个区域，在上次选举所举出的一个主妇，是在该区的公共食堂的一个组织者。这类的人，是主妇们要选来代表她们参加苏 114 ==========第115页========== 维埃的。另一个候选人是共产党员，是由党的该区组织提出的，但却被否决，反而愿举上面的那个主妇。 看了上述的情形，可见苏维埃的选举直到最近以前都还是最简单的，最不拘形式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要派出人民的最好的代表去参加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政府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提出候选人。共产党所拥护的候选人，并不一定都是党员；无论他们是党员或不是党员，除了在场的多数人愿意举他们做代表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担保他们的被选。自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来，苏联的共产党的党员在苏维埃大会里继续占着多数，这是完全因为共产党所提出的候选人正是选举人所敬重的；大概说来，并不提出选举人所易于拒绝的候选人。 选举代表到本地的苏维埃去，这不是在苏联选举人的唯一任务。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由各党对选民提出候选人，每一候选人有他自己的政策贡献出来。苏联的选民是要从他们里面选出代表来，并指示这个人在被选后所应执行的政策。所以在一个苏维埃选举会议里，讨论代表所应执行的“指示”，所费的时间，也许和讨论候选人的人格所费的时间同样多，或甚至更多。 在上次选举代表到苏维埃去，我个人也曾经参加过。我记得我们当时对于“指示”的规定，所费的时间比我们选举候选人所费的时间，要多三四倍。约在举行选举的三个星期以前，工会委员会就告诉每部的干事，要开始准备对于候选人的“指示”。他们请每个工人提出关于政策的建议，如果他认为这建议是应该促起莫斯科苏维埃新职员的注意。结果，约有四十个建议，都是关于莫斯科政府应做的事情，由二十人左右的一群提出。然后我们在我们一部里开会，讨论这些建议，通过了一些，否决了一些。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建议单交给一个委员会（由职工会委员会所委任的)，这委员会是代表我们机关里的全体工人的。这个委员会将所收到的建议加以整理，依着苏维埃的各部，排成次序。这个经过整理的提案在大会中宣读，再由到会者加以讨论，将最后的修正 115 ==========第116页========== 案付表决。 这些提出的建议都是绝端切于实际的性质。因为我们既以公民的资格，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以备地方当局的实行，切合实际的一般的气氛，自比根据党派敌视的选举中所能有的大得多。在党派敌视的基础上所举行的选举，每一方面对于其他方面都要提出过分的要求，都希望把选举竞争中的要求作为政治的资本，至于所建议的政策究竟是否切于实际，却是他们所不顾到的。 试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我们把一九三七年三月伦敦市的选举，和一九三五年我亲自参加的莫斯科苏维埃的选举，比较一下。在前一件事例里面，我们看见英国的工党对该党执政后房屋建筑的增加，大作广大而正当的宣传。但在别方面，“稳健派”和其他的候选人却把他们反对工党的宣传集中于所谓“浪费”，认为并不是用于建筑更多的房屋，却根据某些少见的例子，认为多用于某些不必要的个别的建筑。这样一来，在选民前提出的问题是：工党—一更多的房屋；反工党——更少浪费。对于浪费的谴责很可能使需要更多房屋的人民也投“反工党”的票：后来才发觉所谓“更少浪费”的真正意义，是要减少房屋建造计划，少到工党未执政以前的状况！其实以党派为基础的选举，这种关于问题的虚伪的对立，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在选举人看来是完全莫名其妙，无所适从的。 但是让我们回过来看看莫斯科的选举。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关于更多房屋的煊赫的要求，因为莫斯科苏维埃已经每年在增加房屋的建筑。但是我们确曾提出很强烈的批评，认为新的苏维埃应该特别注意，以后建筑更多房屋时必须包括一个百货商店，以便居户；热水管必须常有热水可用；以后有新屋建成时，须同时使通达新屋的路径也要完成，免得房屋虽已完成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出入新屋还要踏着泥泞的途径。关于住宅的问题，诚然不仅在伦敦的选举里有人提出，就是在莫斯科的选举里，也有人提出；但是在莫斯科选举里提出的，是出于公民明确指示的方式， 116 ==========第117页========== 而在伦敦选举里提出的，却是一种宣传的工具，是一种政策的奢侈的外衣；倘若把它的真正内容揭露出来，是不能获得选举人所拥护的 因为在苏联，几于全部的贸易现在都由公共的机关主持，所以由公民所提出的“指示”有许多是关于商店的事情。那些住在郊外的人提出来说，在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需要立刻设立几家商店，以及其他等等。还有一次提出一个问题，是关于在路上维持治安的保安团的态度问题！几年前在莫斯科开设了若干询问处，散布全城。自从有这些询问处设立之后，我们里面有几个人发现，保安团不肯像从前那样指示途人的询问，却叫他们到询问处去问。我们提出要求，认为这种情形应该禁止；我很高兴，在我离开莫斯科以前，这件事就已办到了。 但是苏联公民所讨论的却并不限于只在本地有重要性的问题。中央执行委员会研究很重要的立法问题的时候，在未决定以前，也常开会议，请那些对此事有特殊关系的人参加，以备咨询。在有些事例，如果他们觉得所建议的立法是有关于全体人民的个人利益，那便要向全国提出讨论。 关于前一种情形，我们可以举一九三五年通过的关于集体农场的模范规章。一九三三年的空前收成已完全证明集体农业的效率，二年后中央执行委员会觉得，应该实行关于集体农场的正式模范规章，时机已到了。于是他们根据最成功的集体农场经验，起草一个计划。接着召集一个集体农场突击工人大会。这就是说，他们请集体农场的农民委派他们最好的突击工人做代表，这些被选出的代表同到莫斯科讨论这新的规章。后来由这个大会通过了他们认为最合理想的规章，继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加以批准，这规章便成为法律。由于这样的办法，一个新的法律之通过，必须在事前先和那些受到这种法律密切影响的人们作充分的讨论。 关于上面提及的其他的一件事，就是将法律向全体人民提出讨论，关于这一类程序的例子，尤其常见的是关于人民的个人的 117 ==========第118页========== 生命。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O年间，在苏联全国各处都举 行会议和讨论，研究堕胎的问题。最后，虽有不少的反对，关于此事的法律仍然通过，承认在国立医院里堕胎是合法的。一九二 五年，当时关于结婚的法律，提出了若干变更的建议，在这个法律修改以前，全年中对于这件事都加以讨论。到了一九三六年，政府认为修改堕胎法律的时机已到，认为依当时实际的情形，合法的堕胎是没有再存在的理由了，于是在修改的法律未通过以前，在工厂和集体农场里，在报上，引起一般的讨论。又例如在一九 三六年，全联苏维埃第七次大会决定要使苏联宪法革新，使适合最近的状况，先由大会选出一个特别委员会担任起草，在这个起草最后修正，并在全联苏维埃第八次大会核准以前，先付全体人民讨论，几于讨论了六个月。由于这样的讨论，并由于每一个共和国里苏维埃大会对于此事的讨论，最后的草案，比原稿有了四 十处以上的修正。 关于讨论方面，由人民选出的苏联当局，每向一般民众征求意见；相类地，在行动方面，他们也吸引了大量的寻常公民，来参加国家的管理机关。各工厂里的工人会议，乡间的农民会议，他们举出代表参加苏维埃，而且提出整千的自愿工作者，参加苏维埃的种种部门的工作。这些自愿的工作者构成第三类的工作者，这是我们在本章开始时就提及一一这一类的工作者是自愿参加各种管理机构；有的是地方性的，有的是全国性的，两种都有。在前面讨论机会平等的时候，我们已经指出，由于这样的办法，有许多“业余”的管理者寻得机会加入国家的机构，成为各该机构的永久的工作者。 第一个苏维埃的工作分成各部，例如健康、房屋、运输、工业、贸易、教育等等。在每一部里面都有许多范围可以容纳自愿的工作者，担任现有状况的视察员，注意法律确在执行，报告什么地方应须改良，什么地方应该用钱。在莫斯科一地，就有几百个自愿的工作者，替莫斯科苏维埃的房屋部工作，他们担任视察 118 ==========第119页========== 住宅，建议改良或诉毁：寻觅适宜的建筑场所：并发现适宜的位置，用来建造露天空场或游戏场。 在健康部的工作者组织除疫运动，举行有关健康各课题的会议和演讲。这样的工作者，倘若他们表现有能力。也许可以成为专业的演讲员，正式加入在苏联继续发达的健康服务。至于教育部的分股工作者逐渐熟悉各校的工作状况；逐渐和各校儿童熟悉，参加教师和学生的会议。因为他们由一个学校到别个学校巡视着，他们能够建议改良工作，在每一次都能举出每一特殊范围的最好的学校怎样组织它的业务。一切这样的自愿工作者的经验，报告给苏维埃之后，便是提出新立法的基础。 但是替苏维埃做的自愿的工作，并不限于健康、房屋、和教育一类的事情。保安团—维持法律和秩序的组织一也有自愿的工作者相助，通常是由大工厂里来的热心青年担任。其实我们可以说，倘若允许我们比较的话，苏联的“特务”是职工会会议中所选出的青年，认为他是适宜于担任义勇队部的自愿的工作；当一个穿制服的保安团员不在场的时候，遇有酗酒、偷窃，或其他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发生时，便由他来对付。 而且在苏联自愿工作者的工作还不限于地方政府。这种工作还向上扩充到苏联政府的各部分，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的办公处。例如在加里宁主席的诉苦局，在那里就有若干自愿工作者是由莫斯科最大的几个工厂里来的，他们是由他们的职工会派出的，他们在那里所做的工作是办理由苏联全国各处写给主席的信。因为苏联的公民不但可写信给他们的报纸，而且还可以写信给他们的主席。各地方当局和各工厂的当局遇有浪用职权的事实，在本地控诉也许得不到效果，在这种时候，这许多写给加里宁的信对于暴露各地方当局和各工厂当局的浪用职权的事实，是有很重要作用的。 我们要详细地研究苏维埃国家，要注意它有选出的代表，有自愿的工作者，还有从人民大众中依劳绩而升任的有报酬的工作 119 ==========第120页========== 者，然后我们才能明白柏尔斯爵士所谓“政府和人民是打成一片的”。所以有这样的情形，因为建立苏联政府的是苏联的人民；他们根据社会福利的需要，一个一个共和国，一个一个机关，把政府建立起来。工作的人们自己参加国事的进行；如同韦白夫妇所说，那里没有“彼此对立的政府和人民”。 第十四章社会主义的宪法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是俄国人民正在力争自由的奋斗中采用的。根据这个宪法，这共和国的基本目的是“铲除人对人的一切剥削，永远废除社会阶级的区分，完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因为有着这样的目的，所以“凡是有用于社会的工作，对于一切人都是强迫要做的”，“现在工人和他们的剥削者的斗争正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在政府的任何机关里，是不许有后者插足余地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接着就实行若干具体的计划，增加最大多人民的自由，给与他们以他们从前从未享过的民主权利；但是在别方面，劳工的雇主，财产的所有者，都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被剥夺了对于会议厅和印刷所的所有权，而且因为国家也接收一切其他的生产工具，他们连这些所有权也被剥夺了。 俄罗斯苏维埃宪法的这些重要特点，后来成为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一部分，这些共和国，有些是后来加入了联盟，有些是曾在匈牙利和巴威等处成立的。在一九二二年联盟成立的时候，每个共和国都把这同一基本观念包括在它的宪法里面去。 任何国家的宪法，或任何他种组织的宪法，包括目的的叙述，并包括达到这些目的的计划，后来可以达到一个时候，这些目的是达到了，于是这个旧宪法便不适用了。所以约自一九三三年以后，苏联可能这样说，资本主义在苏联是不再存在了，劳工的雇主也不再有了；到了这样的时候，每一个人或为自己工作，或为社会工作，却没有人为着一个雇主的利润而工作一在这样情形 120 ==========第121页========== 之下，可以说在较早的宪法里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已经达到了，需要有一个修正的宪法来证实这个事实。 因为这个原故，一九三五年全联苏维埃第七次大会，决定苏联要采用一个新的宪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这新宪法的最后形式，在全联苏维埃第八次大会通过。什么是这个苏联新宪法的主要特点呢？ 第一，全国苏维埃仍然如以前一样，是全国最高的权力。但是苏维埃国家现在是被描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像在一九一八年的原来宪法里，我们只看到建立社会主义是他们的“基本目的”。第二，对于公有财产及私有财产有明白的界说， 一切生产工具现在都为公共所有了；但是公民仍被允许可以私有他们的工资、贮蓄、和人生舒适的必需品。小的独立生产者，独自工作，但并不为利润而雇用别人，也可被允许占有他的必要的材料和生产工具。第三，提起经济计划的存在；在一九二四年第 一次的联盟宪法里，只提起苏联政府将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计划。根据一九三六年的宪法：“苏联的经济生活，受国家的全国经济计划所决定与指导，其目的在增进公共的财富，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物质与文化的水准，巩固苏联的独立，并加强它的国防能力”。新宪法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国家的结构，在这方面有几个大的变更。最后，有一节是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在国家的结构方面，一九三六年的宪法里有这样几个主要的变更：普选不受任何例外的限制；城市和乡村的代表权平等；采用秘密选举以代替举手表决：规定以后每一个管理的负责人，不限于地方性的，都须由人民直接选举。这些变更所造成的特点，都为以前所未有，都是一般所认为民主的性质。这些特点保证政府的高级机关和一般人民将有更密切的接触。而且因为废除了分成步骤或阶段的复杂的选举制度，使国家的全部机构都简单化得多了。 要明瞭一九三六年的宪法中这些变更的重要意义，必须追述 121 ==========第122页========== 为什么在较早的宪法里，采用了当时盛行的特殊制度。我们知道，在俄国各处建立的苏维埃，是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斗争的组织，用来反抗雇主阶级和他们的政府的。所以这些苏维埃自然要不许他们所反抗的人及官吏参加他们的活动。后来苏维埃夺取了政权，他们不许“剥削者”参加国家的管理，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们采用了普选，不受任何例外的限制。到了一九三六年，劳工的雇主在苏联不能再成为一个阶级了，帝俄时代的雇员和以前的官吏，有的死了，有的出国了，有的和平地在苏维埃各机关中工作着，选举权在实际上是差不多已经普及了，例外的只是约有五万的牧师。他们觉得这五万牧师得到完全的政治权利之后，也不能阻碍苏联的进步，所以不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利。以前年龄在十八岁及以上的一切公民，除有例外，都享受得到的普选，现在这些例外已废除，凡是年龄在十八岁及以上的一切公民，无例外地都可享到普选的权利了。但是愚呆的人仍然要被剥夺选举的权利；法庭对于犯罪的公民，也可以剥夺这个权利。 以前城镇和乡村的代表权所以不平等，是因为组织苏维埃和建立苏维埃国家的时候，城镇工人尽了领导的作用。在起草第一次宪法的时候，他们觉得，采用社会主义于工业的那些工人，仍然应在苏维埃政府里尽他们的领导的作用。但是后来乡村里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既完全铲除，集体农业成功，在这样情况之下，不能再说为着社会主义的利益，必须特别保障城镇里的工人领导权，也不能再说偏护他们的任何差别待遇是合理的了。以在一九三 六年，消除了城镇和乡村间的不平等，现在全体公民的代表权都是平等的。 以前在工厂和乡村的会议里都用举手表决，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表决法。而且在工作人民和雇主间的猛烈斗争正在进行的时候，这个选举方法尤有它的明确的效用。因为雇主的一切选举权利虽被剥夺，但是没有方法阻止他们说服或贿赂那些享有完全政治权利的人提出并拥护同情于雇主的候选人。在工厂里，办公处的职 122 ==========第123页========== 员也有参加选举的权利。在概观上，他们常接近于雇主。倘若在公开举手表决的时候，如发见接近雇主的人拥护某一个候选人，这便是一个警告，表示这候选人大概是雇主的私人，是大家不愿有的一个候选人！倘若这种情形在城镇里是真确的，那末在乡村里将更甚；在乡村里有小雇主、有本地的高利贷者、有富农，这些人常对于许多人使用他们的势力。这“富农选票”可在公开会议里窥探出来，使其余的人得到警告，知道财产的利益是有谁在拥护着。 在苏联今日，已再没有雇主阶级了，用举手表决的公开选举不再有以前那样的积极价值了。同时，这个选举法还遗留有它的消极的特点；徜若候选人知道什么人投什么人的票，仍有使用个人压力和说服的种种方法，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这种流弊还是难免的。就在苏联今日，也许还有人请托运动选举的事情。但是如用秘密选举制，这种人便无所施其技了。所以新宪法采用秘密选举制度。 我们现在要讲到一个变更，这件事在苏联以外的各国引起了喧嚣的批评。甚至有人说，用直接选举来代替间接选举，这是把苏维埃制度的精粹完全消灭！以前苏维埃国家的结构是建立在劳工阶级组织的模型之上：现在似乎又重建在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模型之上了。这不是由苏维埃制度的精粹中退却出来吗？ 关于这方面，有一点要郑重提出的，在苏联，从来没有特殊注重说，苏维埃国家的结构是永久的不变的东西。再三注重的一点，是苏维埃国家的政权是在劳工人民的掌握中。我们在第一编里已经看到，在现在，并没有使这个工人权力比以前减少的倾向。至于国家的结构，他们常认为这是可以改变以适合现在改变中的情况，所以早在一九一七年，列宁就写过这几句话：“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中间一定有许多种类的政治形式，但是精粹将必然只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本书导言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政府是握在城市和农村工人的手中， 123 ==========第124页========== 同时联合着贫农；在今日就是包括着工人、集体农场的农民、及小的个人生产者的全体人民。 我们如细察苏维埃国家的构成，便知道它的建立，从来不是依照一个预想的计划，它的生长却是由于工人争取较良状况的斗争中偶然形成的。它所采的形式自然是寻常劳工阶级的组织形式；权力集中于大会，在两次大会期间有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这样的制度，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是有着经济的理由；因为有许多人立于生产者的地位，有工作关系，只能参加几天会期的大会，不能参加全年大部分时期都在开会的更永久性的机构。可是在别方面，一个组织只由每隔几时举行一次的大会和两次大会期间的执行委员会主持，也有一个危机，就是在上面的执行委员会容易脱离下面的会员群众。 我们如细察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苏维埃大会之发展情形，便可以看出，最初它们是常常召集的，在一九一八年的一年中，就召集了四次；后来只一年召集一次。讲到苏联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苏维埃大会是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举行，在一九二 九年的年底以前又举行了三次，第六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第七次是在一九三五年，第八次是在一九三六年（第八次的大会是专为修正宪法而举行的)。由此可见有这样一个倾向：经过若干时间的过程中，两次大会中间的距离时间较长，所用于执行决议的政策的时间也比从前的多。 这个倾向，初看起来，似乎要引起民主主义者的恐惧。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政府所主持的问题逐渐更与日常的管理事务发生关联，关于决定原则的事情却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之下，上面所说的倾向，在事实上是不能免的。在一切劳工阶级的组织，大会的效能只是建立一般的原则，作为该组织进行工作的根据。这些原则决定了之后，各代表回到他们的本地方去，执行委员会要负责实行所决定的原则。大会由于它的本质，是不能执行日常工作的详细管理，因为它的集会只是短时期，而任何组织或政府的 124 ==========第125页========== 工作却是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这样看来，政府的工作愈是关于详细执行共同决定的政策，愈少工作留给大会去做：同时也愈需要有一种更永久的执行机构，直接主持种种管理机关的活动 这说明为什么苏维埃大会在最初常常召集，到后来渐渐减少。最初，有无数的原则问题需要解决一例如工作人民应享的权利，与雇主的权利对立；武装人民以组织国防；在各民族的权利方面，苏维埃国家应占的位置。这一切事情都须在原则上有所决定。在 一九二二年以后，武装干涉失败了，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主要的问题。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决定最后铲除乡间的资本主义，并实行包括全国生活的经济发展总计划，关于原则的最后问题是决定了。现在所需要的是实行。 如把苏维埃大会用来有效地管理政府许多机关的日常事务，苏维埃大会在这方面是有着它的缺点，这在韦白夫妇所著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书里曾有很好的说明。他们描述全联苏维埃大会，说过下面的几句话： “这个庞大的集会，是由说着各种方言的数十种族的代表构成的，他们只集会一星期左右，然后就‘让渡他们所受的委托’，在事前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姓名，所以他们当然不能发展巴立门的团体生活，也不能很适当地商定立法或行政的详细内容。其实有人认为这种大会并不远胜于在莫斯科举行的‘二年一次的野游会’，请苏联各地来的被选的游客参加，他们的费用都由苏联的国库发给，就假定这是真确的，也不暗示这大会没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就假定没有有效的选举，可是没有一个代表没有发言权，仅仅这 一事实，已使这个代表会议有着真正的重要的政治意义。”韦白夫妇在这几句话里很清楚地说明，在苏维埃发展到了现阶段，基本的原则问题已决定了，不再需要光芒四射的大会来讨论原则的问题，所需要的是一种更永久的机构，有着“团体的生活”，能应付立法和行政的日常的详细事务。所需要的是一个代表的机构，能有较长时期的集会，并且对于它所代表的人民有直接 125 ==========第126页========== 的接触，这是一九三六年的宪法所建立的最高权力的新的形式。 不像从前那样由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现在苏联每一地域最高权力将是一个直接选出的最高苏维埃，或最高会议。公民不但可以直接选出代表参加本地苏维埃，并且可以直接选出代表参加到省和区的苏维埃，参加到苏联的最高会议；这最高会议将代替以前的苏维埃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 同时，在苏联的政府里，从前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两院仍然存在。联盟院所由构成的代表，是由苏联各地选出的，每一人代表三十万居民。民族院所由构成的代表，人数和联盟院相同，由人民选举，使联盟中每一个主要的民族共和国选出相等数目的代表，较小的共和国和其他较小的民族区选出较少数目的代表。这样，他们有“两院”制，每院有着绝对平等的权力，一院代表全体人民，其他一院代表各平等民族的人民。 根据新宪法，苏联的最高权力将直接对个人的人民负责，也对民族的人民负责。最高会议每年将集会四个月，在闭会期间，所选出的主席团执行很有限的权力。例如对人民有重要关系的宣战这类的事情，在别的国家里通常是握在“内阁”的手中，在苏联却须由直接民选的最高会议决定。但有个例外，关于批准互助公约，主席团却有权决定，不必召集最高会议。 假使遇着苏维埃政府的两院发生争执的时候，有成立联席调解委员会的规定。倘若这样调解仍属无效，那末只有举行新选举，将此事提出全国决定。倘若改选之后，民族院的大多数和联盟院的大多数都对于所争执的问题表示异议，那末这件引起争执的立法案件便被作废！但是在目前，两院间会发生这样严重的争执，是难于想象的。有什么事情，能使联盟中的各民族代表对于全体人民的代表发生异议以致于需要举行新选举呢？这是不易有的。或者小的异议有时会发生，例如关于新工厂应设在什么地方：这些新工厂是应设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上呢？还是应设在联盟中较小的共和国里？或者要发生关于预算问题的争论：在联 126 ==========第127页========== 盟院的俄罗斯人也许要使公款集中于苏联的财政人民委员部；较小的共和国也许要反对这件事，于是在民族院里否决这个提案。但是这样的一个争执，就会无法调解而致于需要举行新选举吗？这似乎是不会有的，所以对于这类争执虽有规定，也只是纸上的需要，在实际上也许是永远用不着的。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宪法的最后一章，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这一章最令人注意的特点，是苏联公民的义务较少，权利特多。 “在苏联，工作是每个能工作的公民的义务，所根据的是这个原则：‘不工作的人不得吃。’在苏联，实行下面的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依他的工作取值。’”此外，每个苏联公民必须遵守苏联宪法，服从它的法律。最后，每个公民须负保卫苏联的义务。 在别国里的工作的男子和妇女看来，这些公民的义务并不见得繁重。但是那些靠租金和利息生活的人，逍遥寻乐于丽都④和列维拉⑤，每年要经常现身于爱斯各得⑥，每“时季”在伦敦要挥霍几千镑一由这些人以及小规模仿效他们的穷人看来，说工作是一切人的义务，这观念似乎是对于个人自由的不合理的干涉。而且由这些人看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要使他们觉得厌恶的。 苏维埃国家责令公民须尽工作的义务。但是它由于给与全体公民以工作的权利，所以使得全体公民都有可能来实践这个义务。这个工作的权利，在一九三一年以前，还不能出现于苏联的宪法，因为在那时以前，苏维埃国家仍然要应付失业的问题。今日，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代替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经济恐慌，在苏联已是不可能的事情。生产是为着应用而计划的；增加生产的唯一障碍，是可用于工作的人数不够。允许人民没有工作做，这在苏维埃国家是永远无利的，因为使他们有业，一般的福利必然要因之增加起来。 127 ==========第128页========== 有工作而没有休息，是可疑的幸福。所以为担保休息起见，新宪法保证工作不得过劳。七小时的工作日几于实行于全部分的工业，全体工人在休假期间仍有报酬：这使得休息权在目前成为实际的事实。但是仅有工作和休息还不够。除此以外，工作还需要安全。这件事也在新宪法里有下述的保证：即社会保险制度，病时工资照付；男子达六十岁，妇女达五十五岁，有养老金，危险的职业或残废，年龄尚可提早。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社会保险费的管理权是撮在人民自己在职工会里所选出的代表手里。还有其他的公民权利，在前几章里已经详述过的是民族平等，性别平等，和教育平等。一切这些事情，在苏联新宪法里都得到保证，不是辽远将来才能实现的允诺，却是当前已成的事实。 在一九二四年采用的苏联宪法里，有特别的一章专讲联盟政 府政治部（简称为O.G.P.U,译者按，即世界闻名的政治密探， 或者译为克皮乌)，这个组织的建立，“目的在结合联盟共和国的革命的努力，打击政治的和经济的反革命、间谍、和匪患。”新宪法没有提起这个组织，因为现在已经合并于内政人民委员部。在别方面，新宪法规定公民的身体及住宅有不受侵犯的保障，通讯的秘密也受法律的保护。但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有某些最倾向于侵略的法西斯国家正在公开准备进攻苏联，无疑地正在委派代理人到苏联，准备以后武力进攻的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上面所说的公民的种种权利，并不是说对于这些阴谋破坏苏联的人就不加以反抗。可是现在和已往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在一九二四年，联盟政府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是要保卫联盟以反抗资本主义的势力，不但国内，并及国外；今日国内的斗争是不再含有这样的重要性了；但是在别方面，对于外国侵略的防御，却比以前更重要。所以在一九三六年的宪法里，有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的设立。 在结束本章以前，有两点还需要提出来说一说。第一，有好些地方的人认为苏联的新宪法表示无产阶级专政的“衰弱”；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渐渐完结了。所以有这样的见解，是由于 128 ==========第129页========== 误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在本书的导言里，我们已经指出，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要保证城镇和乡村的工作人民的权力一一就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权力。这个权力所得到的担保，是给与最大多数人民以空前的民主权利，同时对于少数雇主的权利却加以无情的减削。这种政府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倘若这个解释不错的话，那末新宪法既反映雇主阶级的完全消灭，只能说是这个“专政”的加强，而不能说是“衰弱”。因为加强工作人民（现已成为全体人民)的民主，等于是说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为着全体工作人民的民主。 第二点是这样。在本书第一编里，我们描述过的有制度和风俗，讨论的方法和政府的方法，这些事情，无论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或以后，在宪法里都没有提到。同样地，我们讨论过苏联的选举制度，讨论过在参加苏维埃里各部的自愿工作者的贡献，以及公共讨论的贡献，在这种讨论中，我们所描述的苏维埃程序的特点，也是在任何宪法中所没有包括到的。所以在我们所说的和所读的关于苏联的宪法，必须慎重记住韦白夫妇所说的下面几句话：“在苏联，西方法学家所称为宪法的构造，即金字塔式的苏维埃，显然只是这构造中的一部分；而且如某些人所说，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是由于规章的制定，或公认的实践，苏联宪法使人民对于政府的工作能作积极的参加，不止一个途径。”（p.3) 苏联宪法不能包括政府工作的每一个方面，这个事实倒不是苏联宪法异于他国宪法的一个特点。在任何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宪法从不表明财政部和大银行家的关系，或陆军部和军火公司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后者对于操纵政府的决定，有很重要的作用。同样地，在英国，一本描述政府制度的寻常教科书，通常并不解释为什么只有“公立学校学生”能在政界有进身之阶，得升到高级的位置。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有关于管理政府的许多事实，并不在宪法里或政治学教科书里有着详细的描述。关于苏联的这些事实，我们已经描述得很详细了，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只能作这 129 ==========第130页========== 样的结论：苏维埃制度不但在成文宪法上的规定，使人民在政府各机关里都有代表权，而且在实践上，这个代表权也比任何成文的宪法所能表示的大得多。 第十五章[国与党 “苏联新宪法不是真正民主的，因为在苏联只有一个政党。”在英国，在演词和文章里，这几句话是多么常听得到！说这几句话的人是要证明苏联新宪法不是真正民主的。但是关于这一点，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句从来没有人问过：苏联的人民是不是需要多过一个的政党？在苏联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党，所以有这样的局势，是由于最大多数的意志呢？还是违反最大多数的意志？苏联民主的真实性立得住还是立不住，全靠对于这个问句的答案。 在苏维埃俄罗斯和苏联⑦，只有一个政党，这是怎样成立起来的呢？这是应该回答的第一个问句。第二，这一个政党和这 一国的人民，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是应该回答的第二个问句。第三，在经营这个苏维埃国家，这个特殊的政党有什么效用？例如该党领袖斯达林对于这一国的政府的关系，有着什么位置？最后，在苏联今日，法律上只允许一个政党，这对于民主制不是一个危险吗？这个最后的问句，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关于头三个问句，我们将在本章里研究。 一九O五年，最初的若干苏维埃，由俄罗斯的工人建立了起 来，当时这些苏维埃里面的最活动的分子是“布尔塞维克”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由列宁所领导的一派党员，在一九○三年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中占多数的。“布尔塞维克”在俄文的原来意义是多数。在这次大会里面，有少数人由多数中分裂出来，分成为两派，就分别被称为“布尔塞维克”和“孟塞维克”，也就是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意义。列宁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在这次会议中是多数。 130 ==========第131页========== 俄国的布尔塞维克，他们的政治活动是根据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教。他们工作的目的是要继续改善劳工阶级的状况，把土地产业转移给农民，使构成俄帝国的一切民族有自决权。他们的终究的目的，是不仅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统治，而且要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建立全国生产力之社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列宁在一九O三年写了一本书，成为当时布尔塞维克政策的 根据，他在这本书里这样说道：“如果只靠期望巷战的爆发，或只靠期望‘普通的日常斗争的前进行程’而建立党的组织，这是可痛的错误。我们必须常常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必须常常准备应付一切。革命的本身，我们不要把它看作单独的动作…却须把它看作多少有力的爆发和多少厉害的平静之几个迅速的更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党的组织的活动之主要的内容，…应该在最有力的暴动时期和完全平静的时期，都要进行可能的和必要的工作：这就是全国统一的、说明各方面生活的、能深入广大群众的政治鼓动工作。但是在目前的俄国，倘若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国性的报纸，这个工作是不可能进行的。围绕着这个报纸建立起来的组织…便能准备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消沉’时期保护党的荣誉、声望、和继续性起，以至于准备、开始、和实行全国武装暴动为止。 这样的一个政党，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它要领导工作人民的每个活动，争取他们生活状况的改善。它是工作人民和农民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为改善状况而斗争。所以这样的党，必须要求每 一个党员都须对于这个组织有积极的作用：领导的机构虽是由各分部的代表在大会中选举出来的，可是在两次大会的期间，这领导的机构必须有纪律地执行他们的决议，党内对于领导机构的训令必须作有纪律的服从。领袖们被选出之后，在领袖们执行训令的时候，须实行“几乎等于军事的纪律”，因为这个党所要领导的斗争，在某些情况之下，就是军事的斗争。 131 ==========第132页========== 到一九一六年的年底的时候，俄国人民对于沙皇政府的政策愈不满意，当时布尔塞维克大为活跃，尤其是在城镇和军队里，领导罢工和示威，在士兵中进行和平的宣传。一九一七年二月，由于纷起的罢工、群众示威运动，和士兵不再服从他们所不敬重的军官的命令，布尔塞维克执行领导的任务，使这种纷乱行为集中于强迫沙皇政府辞职。在沙皇退位之后，工人们在一个又一个的城镇里建立苏维埃，当时布尔塞维克在这些苏维埃里是最活动的参加者。在三月底，斯达林由西比利亚的充军处所回到彼得格勒，曾经写过这几句话：“这些苏维埃愈团结，它们的组织愈巩固，那末它们也愈能真正地表现革命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也愈能担保能够反抗反革命。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员，必须努力加强这些苏维埃，使它们普遍，在‘工人土兵代表中央苏维埃’（人民革命力量的机关）领导之下，在各苏维埃之间建立起联系来。” 到了四月，列宁由亡命瑞士回来，立刻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党就在各处宣传，提倡苏维埃夺取政权，停止战争，没收地主产业，把重要工业收归国有。一九一七年六月，举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大会。在全数七百八十一个代表里，布尔塞维克只有一百个。他们的要求被大会否决。他们继续在人民中宣传；他们继续在职工会中组织工人，并在乡村苏维埃里动员农民。他们继续宣传反对战争。 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和十月间，有若干领导群众的布尔塞维克被临时政府逮捕。但是不管有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影响反而大增。在十一月开始的时候，有一件事已经显明，即临时政府随时可以建立军事独裁制，禁止工农的一切组织，于是在彼得格勒的布尔塞维克组织一个武装暴动。第二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这个大会的代表，多数是布尔塞维克；全数代表为六百四十九个，布尔塞维克有三百九十个。布尔塞维克在苏维埃大会既占多数，他们便着手实行他们的政策。这大会立刻发 132 ==========第133页========== 出一个宣言，主张和平，土地社会化，大田产移交给农民苏维埃，授与工厂里的工人以管理雇主的权力。 在这个阶段，苏维埃所代表的还有其他两个政党。一个是孟塞维克党，该党反对苏维埃夺取政权，主张召集全俄国会。但是这个主张得到人民很少的拥护，因为此时人民通过苏维埃，已把政权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且发现苏维埃政府所行的政策是完全为着他们的利益。还有一个是社会革命党，是一个农民党，该党的主要的主张是土地社会化。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宣言将地产移交给农民之后，社会革命党政纲的主要的一项已经达到了，自从那个时候以后，社会革命党已没有真正重要的政策，可以用来激动大众，反对布尔塞维克。由于这样的结果，社会革命党中有大部分加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尔塞维克合作。因为布尔塞维克党的声望一天天增高，别党里也有许多党员也加入布尔塞维克党。 这个新的苏维埃政府一旦存在之后，有人拥护它，有代表在里面参加；也有人反对它，企图要推翻它。田产被夺的地主，大金融家，和劳工的雇主，以及其他一切反对工人国家的人们，都准备团结他们的势力，对于这个苏维埃国家作武装的进攻。孟塞维克也加入雇主的阵线，准备用武装的行动来反对苏维埃。社会革命党中还有一部分人仍保存着该党的独立性，而且想尽方法在苏维埃中反对布尔塞维克的多数，该部分的人在较后的阶段里，也企图组织武装的暴动反对苏维埃政府。这几个政党认清他们由于人民的民主的选举，已不可能有多数被举到苏维埃里去，都企图用武力来夺取政权。于是苏维埃政府不得不用武力来反抗他们的法律地位。 由于这样的经过，在苏维埃里占有多数代表的政党，便成为唯一的党了。在其他政党里面，有些党员加人了布尔塞维克，还有其他的党员却尝试组织武装暴动来反对苏维埃国家。前者增加了布尔塞维克的党员，这个党已经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后 133 ==========第134页========== 者却加入了武装的反革命势力，结果是被镇压下去了。 布尔塞维克的政策适合于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于是在一九一 七年的二月和十月间，获得苏维埃的控制。可是他们虽在苏维埃里占多数，而且他们的声望一天天地增高，他们仍准备和任何其他政党共同工作，只要它是拥护这苏维埃国家，并准备在苏维埃里和平地工作。但是别的政党却分裂为两派：一派拥护苏维埃，逐渐和布尔塞维克接近；还有一派反对苏维埃，尝试用武力推翻它，结果被苏维埃政府用武力把它们镇压下去（此时苏维埃政府已得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布尔塞维克党以前曾经使苏维埃夺取政权，后来别的政党却都叛变，只有它对于已成立的苏维埃国家是唯一的忠实于这个国家的政党；到了这个时候，它已是在全国中享有伟大声望的组织了。 布尔塞维克党一旦成为苏维埃国家里的唯一的政党，却有一个危机，它也许要被下面这些不良分子混入，即野心家，横行的个人主义者，和只顾个人进展而不顾人民福利的人们。在一九二 O年，列宁针对着这个危机，写过这样的几句话：“我们恐怕这个 党发展得过广，因为只值得枪毙的钻营做官的人和企图侥幸的人，都要想尽方法钻进这个有统治权的党。上次我们把党的门广开给工人和农民，正是在苏维埃共和国最危急的时候，当时那些企图侥幸的人、钻营做官的人、骗子、和其他不可靠的人，不能因为加入共产党就可以升官发财（其实当时加入共产党只是加速有绞刑和酷刑的期望)。”其实这个党要有效地代表工作人民的最优秀的分子，必须限制它的党员，党籍必不可成为卑贱的东西！ 我们也许可以问：怎样能担保在党的人不致与其余的人民脱离呢？难道这里没有这样的危机，就是大权在握的一个小的政治组织也许要和它所自认代表的人民隔离起来？正是要提防这个危机，所以列宁发起所渭“清党”的办法；依这个办法，每隔几年，在城镇、乡村、和军队里，都举行公开的会议，在这样的会议里，党员必须公开证明他做党员是有理由的（这个党是“工作人民的 134 ==========第135页========== 有组织的先锋”) 这样的清党会议，我也曾经亲身参加过。在这样的会议里，每一个党员都要报告他或她的生活，他们对于改善工作人民状况的努力做了什么事，以及他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到会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询问。到会的任何人都可以发言。所以每一个党员的成绩都得到充分的讨论。倘若在这样的会议里，有某些人被事实证明了不能得到伙伴们的敬重，被认为不配做人民中最优秀分子所构成的组织里的一员，他们是要由党里被排除出来的。这样看来，苏联的布尔塞维克党，它的党籍实由人民加以民主的控制，这是事实，不是世界上其他政党所有的特点。这种民主的控制在实际上既发生效力，说这个党能代表工作人民中的最优秀的分子，是不算夸张的了。 席初林爵士在他所著的《俄国纪实》(“Search for Truth in Russia”)一书，对于清党的过程，说过这几句话：“一个委员会被派到一个工厂里去。党员都被召集拢来，在全体工人面前聚会，工人中无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都来参加。每个党员要报告他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他对于革命曾经做过什么，目前正在做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出询问，无论是关于私的或公的事情，最后他先退席，由这委员会作最后的决定。 “我说，这个制度使每一个人对于他们邻人做侦探；我的同伴再一次承认，每一个工人的义务是要注意他的伙伴们的行动和言语，如发现有任何事情似乎仇视劳工阶级的利益，就须报告。” 每一个工人留心察看党内的同志，要注意他们的言语行动永远不致敌视劳工阶级的利益：这件事，席初林爵士竟称为“侦探”！其实自认代表工作人民的党，其中每一个党员都须受这样的监察；倘若他对于“有组织的先锋”所应有的条件没有实践，就要受公开的批判：这对于工作人民的利益，和工作人民所享受的民主，有什么比它更有益处呢？正是因为苏联的党和人民之间有着这个特殊的关系，所以人民把党员（一般地说）看作他们最好的代表。 135 ==========第136页========== 因为他们自己也参加注意，只有他们的最好的代表才可以做党员！在这样情况之下，每遇苏维埃的选举，职工会委员会的选举，以及集体农场管理部的选举，常被举到的是党员，这件事是并不足怪了。由于这样的情形，而且完全由于这样的情形，布尔塞维克党现今在苏联所以占着优越的地位。因为这个党是处于全体人民所公认的领导的地位，所以对于全国政策有着支配的力量。 列宁在他早在一九二O年所著的《左翼共产主义》一书里， 就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们的共和国里，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不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即由任何国家机关决定的。”可是关于这个党的权力，列宁接着指出，是全凭工作人民自己的意志；他这样说：“党执行它的工作，直接根据职工会的意思决定…徜若没有和职工会建立密切的联系，没有得到他们热烈的拥护和自我牺牲的工作（不但在经济的组织，而且也在军事的组织)，那末不可能管理这个国家，不可能维持专政到两年半，甚至不可能到两个半月。” 在实际上，在苏联，党与国之间的正式的关系，在基本上并无异于英国今日的自由党（举例说）和英国的关系。在英国国会里占多数的党的政策，就成为政府的政策。在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形，因为布尔塞维克党员在政府里占绝对多数，所以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也成为政府的决议。 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情况之下，统治的党的每一个党员，通常也是某个国营的机关或其他集体机关的工人。于是他以国家雇员的资格接受国家的训令，同时也以党员的资格接受中央委员会的训令。在苏联今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有一个新命令是必要的，就把这个决议通告给它的党员；那些在政府里的人要注意使这个命令变成法律；那些在全苏联各处从事各种职务的人也要注意，要在各地把这个党的决议和国家的法律实行起来。虽然为便利起见，党的中央委员会对于党员关于决议的通告（这决议也被政府定为法律)和关于这决议的法律之刊布，常并入一个命令。苏联 136 ==========第137页========== 政府的一个新的命令，也许由政府的代表和斯达林（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共同签字。在实际上，这个意思只是说，由斯达林签字的党的某一个决议，已被采用为政府的一个命令，由政府的代表加上一个签字。两个组织的这两个签字同时发表，只不过是简省时间和公文上的地位。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斯达林或党有任何权利签字于政府的文件，或政府有任何权利签字于党的文件。 常有人问起：在苏联什么是斯达林的地位？就宪法说，这个答案是：斯达林在苏联的地位，类似于鲍尔温在英国今日的地位。斯达林是统治的党之公认的和被选的领袖。在别方面，却有这样的差异：一鲍尔温依英国的惯例，同时愿做首相；斯达林却宁愿做党的领袖，不愿同时接受政府的重要位置，因为他已经够做了。在实际上，鲍尔温只得英国人民中的某一部分人的拥护，斯达林和他的党却得到全国人最大多数的拥护。因此斯达林在苏联，立于一个最得人心的统治的党的领袖地位，被称为全体人民的领袖。这样的称呼，就是最谄媚的报纸，也不能称鲍尔温在英国今日有这样的地位吧。 关于斯达林在苏联的地位，我觉得还要讲到一点的批评，这 一点的批评，韦白夫妇、纪德⑧和席初林爵士都提起过，韦白夫妇在他们的书里称这个现象为“对于斯达林的阿谀”。任何读者，他的眼睛和耳朵向受过阅读英文的训练的，读到苏联的报纸，也许有时要骇异于苏联人民提起斯达林，要说“我们亲爱的斯达林”，“我们的光荣的领袖”，等等。这件事常使外国观察家惊异，屡次被人举作证据，认为这是表示人民对于斯达林的奴态，于是认为这是缺乏民主的征象。 就我个人说，我必须坦白承认，至少在苏联有三年，我也常常因为听到苏联公民在各种公开的话语里，对于斯达林滥用亲爱和赞扬的表现，感到不舒服的印象。从英国人的耳朵听来，这类的词句似乎更适宜于宗教，不适宜于近代的政治；无疑地，我当初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和韦白夫妇一样。但是后来我有一天偶然 137 ==========第138页========== 看到一个苏联的青年工人写给他哥哥的信，开头就写着“崇敬的亲爱的哥哥”。我对于这件事的感觉便完全改变了。这几个字是苏联人民对斯达林说的同样的或极类似的字，但是当他们用于斯达林的时候，我最初听了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在英文的意义看来，这类的字暗示在说的人方面是降低身份或卑贱的意思。但是这个俄国青年却用于他的哥哥。我对他建议，说他应该只要写“亲爱的哥哥”⑨，他也不免骇异。英国人有冷血民族的名誉啊！ 纪德游苏时，他写一封信给斯达林，开头的称呼沿用法文的写法，他的向导对他建议，说有再写得更铺张一些的必要。纪德听了这个建议，也不免骇异。但是假使我们明天写一封法文信给纪德，末了写着“你的诚实的”某某⑩，纪德一定要认为我是不懂法文的，否则要认为我是粗鲁没有礼貌。法文对于信末的客气话，有他们噜苏的一套，在英国人看来，似乎是矫揉造作，而且还有些自居卑贱的意味。 韦白夫妇发现“统治的党派有意利用崇拜英雄的情绪或俄国人民对于专制君主的传统的崇敬”，他们引用来证明的例子就是我们在上面所提起的那些显然滥用的语言文字，这类语言文字译成英文是全然可笑的。刺激人民对于领袖的仇恨，这固然很显明地不会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我觉得语言文字的翻译，也使人完全误解了真相。 苏联的人民要对他们公认的领袖表示忠诚的时候，他们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其实苏联的东方民族的语言文字比俄文还要来得铺张扬厉。倘若俄国工人写信给他的哥哥可称“最亲爱的”，那末如果有一群集体农场的农民对斯达林用相类的字，我们不应认为这是自居卑贱的表示。相反地，这类字是兄弟爱的表示而不是自居卑贱的表示。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事实，我想韦白夫妇所说的“对于斯达林的阿谀”的例子里面，没有一件事的“阿谀”超过季米特洛夫①在德国来比锡受审的时候，数百万英国工人所表示的词句。 138 ==========第139页========== 有许多人在外国的时候，往往自以为他们了解外国的文字，实际上并不如他们所自信的那样好；他们感觉愉快，倘若他们能够不用字典把外国文一句一句短语翻译出来。韦白夫妇和纪德，他们虽然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可是并没有完全了解俄文的成语。由于机械的翻译，他们造成错误的解释，可能引起严重的政治反响。因为俄国工人对于斯达林的称呼，是不是像浩斯敦夫人(Lady Houston)对于逝世英王的写法，或是不是像坎特柏莱主教对于上帝的称呼，或是不是像一个工人对于他的哥哥的称呼：这个问题，在我们对于苏联今日民主程度的研究，是很有重要意义的。在实际上，依我在苏联三年后所发现，苏联的工人对于斯达林所用的话语，是相同于写信给他所敬慕的哥哥所用的话语。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引起人们的奇异。但是关系于这件事也不应该有什么秘密性。在卜鲁塞尔（比利时的首都)驻有劳工社会主义国际。徜若在比利时，人民选举社会党执政，便发生这种局势：统治的党就是驻在比利时土地的社会主义国际的一员。但是这种情形，并不致使比利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际成为同意义的机关。现有一件不幸的偶然事实，只有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国家（按指苏联）才允许共产国际有驻在该国土地的权利。所以共产国际驻在莫斯科，苏联的土地。但是它们的关联比这个还要进一步。斯达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员，这当然是真确的。但是波烈特②也是这个执行委员会的一员。即在比利时，社会党的领袖也是劳工社会主义执行委员会的一员。 关于苏联共产党的地位，还有最后一点，在许多读者心里也许也要引起疑问。我们在讨论苏联工厂管理的时候，曾经说过，在实际上管理苏联工厂事务的那个“三角”里，也坐着一位厂里党的组织的代表。由那些把政党看作国会党派的人看来。这种情形似乎是变态的 一个政党怎么可以占有国家所委任的代表 (指工厂里的经理)的同样地位；怎么可以占有工人所选出的代表（指职工会的组织者)的同样地位？ 139 ==========第140页========== 但是根据我们前面的说明，应该了解苏联的党并不是一个国会的党派。它是人民之有组织的领导者；它是人民中最优秀的政治代表的组织。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组织，所以这个党获得人民的敬重；人民完全愿意使他们的这个组织有代表参加厂里的“三角”机构。 工作人民须有政治的代表组织（这和他们通过国家和职工会的群众代表组织不同)，这在民主上的重要性，目前在西班牙有着很清楚的表现。在法西斯叛军和选出的政府之间的武装斗争开始的时候，工人同盟的各政党（它们合拢来造成人民公认的领导者），如同共产党在苏联今日所做的一样，即开始办理各种事情，这些事情在以前都是国家办的。它们办理这些事情，因为人民拥护这样的行动；工人同盟不仅是国会里的各方力量的合并，而且是为着民主而斗争的工作人民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由于这样的结果，据由西班牙传来的报告，在每一个联队里都附有若干“政治委员”，代表工人同盟的各党。所以和国家的组织并存着的（所谓国家的组织，例如军队和各种管理的机关)，还有政治的领导者，即若干“政治委员”，他们所代表的是组成人们斗争先锋的各政党。这样的政治领导，在那些已由国家接收的各工厂里，在今日无疑地也存在着。 在苏联，在把工厂由私人手里转移到国家的过程中，这同样的政治领导也是必要的，如同军队在反抗外国干涉的战争时期样。由于这样，党在国家的管理方面，会同国家所委任的官吏，和职工会所选出的代表，开始发生领导的作用。倘若一个政党不能获得最大多数的人民的拥护，也要这样做，人民对于这样的行动便要痛恨，便要反对；但是由于一种新的政党这样做（这政党是吸收人民自己里面公认的最优秀的分子构成的)，人民便要给它以充分的拥护。 在苏联的一党制度，它的发展是人民意志的结果。这个党得到政权之后，立刻通过若干法律，根本改变工人和雇主间的关系， 140 ==========第141页========== 农民和地主间的关系，都是有益于工作的人民。这样一来，人民发现这个党是他们自己的党，不是以前任何其他政治组织所能及。他们对于那些破坏他们利益的一切分子，有权使他们由党内清除出来，他们对于党籍能够执行这样的控制；在他们发现了这个事实之后，他们可以真正相信这个党确能包括他们里面的最优秀的分子。由于这样，在每一次的选举里，被选出的，党员总是占多数。如要允许别党组织，要尝试推翻这个党的政权：这个观念是被人民所拒绝的，他们认为这是工作人民的仇敌企图抢回政权的手段。 在苏联已发展了一党制度。它的建立，是最大多数人民意志所造成的结果。它的出现是循着民主的途径。 但是在今日，在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已经立稳了它的脚根，这个一党制度是否在事实上要限制真正的民主呢？这个问题我们要在下一章里回答。 第十六章“政党制度”是必要的吗？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全国全体工作人民的组织，为着追求他们的公共利益，牺牲雇主阶级而改善他们自己的状况。苏维埃国家总是含着工人组织的结构。 但是有什么人曾经主张过：在一个为着公共目的工作人民的组织里，“政党制度”是民主所必要的③？有什么人因为职工会里面没有政党制度的存在，便批评职工会是不民主的？关于今日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无数其他民主的组织，从职工会到商人的“西边”俱乐部④，从国联同志会到乒乓桌球社，我们都可以提出这同样的问句。在一切这些组织里面，职员都是由会员选出，执行全体会员的意志。这些组织在民主方面也许有程度的差异，但是没有人因为它们在选举职员时没有敌党提出竞选的候选人，就攻击它们，认为是不民主的。 141 ==========第142页========== 民主组织之主要的事实是这样：在为着追求共同目的，每一个人民组织里面，没有“政党制度”这个问题和民主联系着。职员的选举全依他们的成绩，如同在苏联一样，苏维埃代表的选举也是全依他们的成绩。在别方面，有某些形式的“政党制度”被采用着，这只见于议会国家（按即采用数党政治的议会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选举的举行不是要选出全体人民中最好的代表来担任负责的位置，却是要从某一个或别个占多数的党里选出，执行某特殊种类的政策。选举的目的，不是要选出最好的人民执行政权，却是组织起来选举有着某特殊政策的某特殊的一群人。但是这些互相冲突的政策所以能继续存在，全靠人民中有着利益上的继续冲突存在。这些继续的冲突，其唯一的根据是在人民里面有着敌对的利益。一恰恰相反于公共的利益。 倘若我们回溯英国巴立门（按即英国议会）之史的发展，便可以发见它的建立并不是为着公共利益而把社会团结起来，却是为着调和冲突的利益。依它的根源，巴立门之成为制度，是要调和两个阶级的冲突的利益，即地主和工业主。英国的王党在初期是地主的直接工具，民党是资本家的直接工具。每党在选举的时候，都尝试把足够的允诺包括到它的政纲里面去，争取多数的选民，使得选举胜利，以便实行合于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政策。 后来英国的地主逐渐和工业主混合起来；地主加入做生意，生意人由于买地或婚姻，也得到土地。英国的地主和资本家阶级逐渐混合为一，民党和王党发展而成自由党和保守党，也反映这两阶级的联合。这两党现在开始代表英国一个统治阶级的互相竟争的两派。 在这样的制度里，两个政党代表一个阶级里的冲突的倾向。但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只能在很短的历史阶段内，继续存在着；在这阶段内，地主和资本家的权力不受第三者的竞争。不久劳工阶级也发挥它的力量加入政治，于是一个新的联合发展起来了一 一成为保守与自由两党联合来反抗工党。今日，英国的资产阶级 142 ==========第143页========== 几于完全团结在一个单一的政党后面一即所谓“国民”混合政府。讲到雇主方面，除极少数的异议外，我们（按指英国）已在实行“一个阶级一个党”的原则。英国的劳工运动，在它尚未深切了解这个原则以前，是不能对雇主的“国民”政府实行有效的反攻。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政党制度”是和社会阶级及他们的冲突的利益之存在，有着密切的关联。 如把“政党制度”认为民主制度的代表型，这是要引起很大的误解。“政党制度”是一个很特殊形式的民主，有着例外的本质，这制度只发生于议会国家，用来作为一个工具，使冲突的阶级能藉此调和他们的冲突而无须以兵戎相见。从劳工阶级的组织和商人的和平的俱乐部这几个例子里，我们已经看出：只须是为着实现会员的公共目的而存在的团体，在那里面便没有“政党制度”存在的余地。 但是苏维埃国家，却是由俄国人民为着实现他们的公共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他们从开始就采用的选举制度，是对于每一个候选人都要加以讨论，关于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可以提出讨论，目的是要由此决定他是否适宜于代表选举人去参加国家的公务机关。这个代表是选举人的最好的代表吗？他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在苏维埃里将他所接受的指示实行出来？显然地，这种选举是要选派代表到公务机关里去，这些代表还接受有关于他所要力求实现的政策之指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再用得着有几个“政党”向人民提出相反的政纲。 所以在苏维埃国家里，“政党制度”是没有必要的了；这好像在目前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劳工阶级组织，“政党制度”也是很没有必要的。 关于这方面，还有其他几个问题，有时也有人提出。例如：真的在苏联每一个人都有异议吗？真的对于各种问题都必须加以讨论吗？固然，他们是有异议，他们是有讨论的。而且有许多外国观察家也必然要承认，从有效的执行方面看来，讨论还嫌太多 143 ==========第144页========== 而不致太少。但是异议和讨论却不能作为组织其他政党的根据：除非有几群人民，各有某些继续的公共利益，准备在一个继续的时期里团结起来，为着若干基本的问题而共同奋斗。 举个例子，试就苏联最近的立法问题来说，有许多人不赞成禁止堕胎的法律；有许多人对新宪法草案提出修正；有许多人也许不赞成关于集体农场的模范规章；还有许多人也许不喜欢国家公债的利息忽由八分七分减到四分三分！但是要这些个人合起来组成一个反对党是不可能的，因为并没有明确的一群公民，同样地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不喜欢堕胎法律的某几项的人，没有理由也反对其他的任何计划。不喜欢减少公债利息的人，没有理由要强烈拥护合法的堕胎。不喜欢关于集体农场 模范规章的人，没有理由要反对苏联新宪法。这样，在这苏维埃国家里既然没有永远存在的冲突的群的利益，在这里全体人民所努力的既然是全社会生活状况的一般的改善，便没有实行“政党制度”的根据，像在一个阶级社会的议会国家里所有的那样情形。 但是且慢！确有一个“反对党”有招收党员的根据。在苏联还有这样的人民：一一不满意的个人；以前的雇主或沙皇时代的官吏；劳工运动中的被革职的领袖；生来就易受反动暗示所诱惑苏联的心理学家还没有办法医治的人，对政府某些官吏有个人受屈的人；反对政府的任何计划，不管它的内容如何，只不过因为它是政府所通过的计划就反对的人；还有其他像他们的人一他们也反对政府，虽则他们提不出什么其他可以更换的积极的政纲。这几类的公民，在苏联今日仍然有。只有这些人有公共的目的，能使他们继续聚拢来，成为一个永久的反对党。 但是这样的分子，劳工运动中人是深知道的，乃至全世界各处的每一个民主的组织都深知道的。这些人在任何民主的组织里都得不到别人的敬重，于是他们采取各式各样的破坏手段，要藉此引起别人对于他们的注意，或要藉此报复被人忽视的怨恨。苏 144 ==========第145页========== 联是否应该鼓励这样的人组织政党，对于每一个问题进行纯粹消极的宣传，攻击政府的每个计划，攻击的对象不管内容的好坏，只是反对政府？苏联的人民不要这样的一个政党，他们要帮政府注意，这样的破坏的组织不许建立起来。 这样的一个政党，在苏联现状之下，能发生什么影响？它要成为反对苏联职工阶级运动的一切残余势力的渊薮。以前的雇主、以前反对苏维埃制度的人、受着他们影响的外国列强和人民的代理人： 切社会上要不得的分子，都要麇集于这样的一个组 织的周围，来破坏苏维埃政府的信誉，来阻碍苏维埃政府正在努力造成的进步。这样一来，一个“反对党”只是一个工具，凭藉着这个工具，一切敌视苏维埃的事情都有表现的机会，而且得到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工具。这个程序，除了上面所说的几类人外，苏联的人民是要一致阻止的。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苏联今日，“政党制度”是不适宜的，这好像在英国的职工会里面，“政党制度”也是不适宜的一样。在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只要其中的分子有公共的利益，就没有“政党制度”存在的余地。诚然，在英国的职工会里，有些近乎党派争执的事情曾经发生，但这是这个运动的弱点，不是它的力量。在职工会里发生任何近乎两党冲突的事情，必然是劳工阶级里发生严重冲突的结果。不必很多的调查，就可以发现这种争执总是集中于一个问题：职工会应该是反抗雇主的战斗的组织呢？还是不应该是这样的组织？对这个问题回答“不”的一派，可被看作藏在职工会里的雇主的“党”，它的存在，使职工会不能有效的成为工人反抗雇主的民主的组织。真正有效的工会主义，是不许包括雇主的“党”，却是要在英勇斗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但是就苏联说，对于“政党制度”的反对，并不是就一定可以证明单一的政党继续存在是合理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研究单一的党在苏联今日的任务，并研究它的存在是否符合于民主。 145 ==========第146页========== 让我们想象：在将来的某时期，在英国，工党重行执政，为着英国的用手和用脑的工作者的利益，要实现一个激进的改革政纲；这些工作者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让我们假定：因为要应付有产者的反抗，不得不采用紧急的处置办法，这办法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拥护，他们实行罢工和表示拥护政府政策的示威运动。让我们再假定：有产者于是组织武装的反抗，人民也为着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武装起来。让我们再假定：在这斗争的过程中，在全国其他政治组织里的最优秀的分子都加入拥护政府的这方面来，此时政府所代表的是英国的民主的意志。最后让我们再假定：其他政治组织里残余的分子，绝对代表私有财产的利益，支持以武装反抗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执行政权的党的威望不会增长吗？人民为着代表他们利益的这个党的政府打仗，这人民不会作这样的结论吗？代表他们反抗有产者进攻的这个党，永远不应退出政府。 再假定：这个工作人民的党发觉自己所处的地位是要领导它的拥护者，不但在竞选时说动他们，而且还要在每一个地方和每 一个工厂里面，替他们组织反抗雇主的反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党决定只容纳那些对它的工作有积极贡献的人做党员，废除那些有名无实的党员的职务。并假定：因为要阻止钻营做官的人钻进它的群众里面去，着手举行公开的清党，全体工人对于党员的行动和言论都须报告，目的在排除不忠实代表工作人民的分子：采取这样的特点，不会加强这一个党吗？人民不会因此决意更改善它的人员，永远不让它再下野吗？ 我们要从这样的看法来研究一个单一的党的问题， 这是 我们自己国家里的（按指英国）将来发展的可能路线 我们才 能正确地看清这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可以看出，在某些条件之下，人民可以由民主的途径来拥护“一党”制度。他们要这样做，所需要的条件类似俄国的革命经验；当时人民和他们的党，与有产者发生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的党领导人民斗争， 146 ==========第147页========== 争取民主的权利，反抗有产者对于他们的压迫。在这样的一个斗争中，领导人民的党，它的威望是要突飞猛进的。等到这个斗争获得胜利结局的时候，这个党更进一步联合一切最积极的战士，争取人民的自由，在这个时候，人民会不会请求允许其他政党一 一他们敌人的政党一一重新得到统治的机会？这些政治组织以前用武装压迫人民，等到他们在军事斗争中失败之后，人民即让他享受合法的权利，这是会有的事情吗？显然，相反的才是应有的结果。在这个斗争结束后，人民不会请求允许其他政党再有活动机会；恰恰相反，他们要尽力加强以前在斗争中曾在事实上领导他们的那一个党。人民愿意将来采用一党制度，因为这个党是他们所能绝对信托的唯一的党。 人民会不会请求解散这个党，采用一个没有任何政党的制度？我想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这斗争的过程中，这个党已把自己建立起来，不是像那老型的议会的政党，却是成为人民的有组织的领导者。因为这个党成为人民的有组织的领导者，不是 像议会里的组织，所以他们要它继续存在下去。列宁在一九二O 年曾经写过下面的令人豁然的批评，说明工人已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制度之后，党所处的地位： “在无产阶级已夺取政权以后，阶级在各处仍然存在着，而且要好几年仍然存在着。或许在英国，那里没有农民，这个时期也许将要短些，但是就在那里也还有小有产者…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坚决的顽强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暴动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反抗旧社会的势力与惯例…倘若没有一个在战斗中锻炼起来的铁的党，倘若没有获得本阶级中一切诚实分子信任的党，倘若没有一个能观察大众意向、并胜利地影响大众意向的党，那末要执行这样的一个斗争，是不可能的。…无论何人，稍稍减弱无产阶级的党的铁的纪律，（尤其是在专政的时期)，在实际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Left-Wing Communism”) 147 ==========第148页========== 依列宁的意见，党既是人民大众的有组织的领导者，在夺取政权以后，它是不可以被解散的，恰恰相反，它是必须被加强的，由此才能担保：已成功的真正的民主，不应该再被有产者的武力推翻。关于这一个党，列宁认为在工作人民和有产者作历史斗争的时期内，须特别注重纪律。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对这个纪律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因为最大的错误是有时有人把民主和纪律看作彼此不相容的名词。其实人民的唯一有效的民主，必须是有纪律的民主，因为没有纪律的民主是单纯的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无政府主义能保全它的独立，应付有组织的敌人的反抗。 现在在结束本章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要略加讨论。常有人批评，说在苏联今日，统治的党在一万万七千万的全体人民中只有二百万左右的党员。他们认为这个组织这样小，它在全国中占优势，是不民主的。首先为着报告实况起见，有一点值得指出的，在苏联不止有二百万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有五六百万的共产主义青年，这里面的最优秀的代表以后也要加入党的。但这是微末之点，就是依批评者所举的最低的数目，说在苏联只有二百万党员，这个批评也还是可以辩明的。 关于苏联的共产党，有两件事实，我们必须注意。第一，它是积极的工人的党；在该党内没有不做工作的“缴费的党员”。每 一个党员都是一个积极的党员。第二，列宁曾经郑重说过，不可让党生长得过快，因为那样要破坏质；处于“有组织的领导”地位的党，质一破坏，将有惨重的恶果。最后，为要彻底明瞭苏联共产党和英国政党比较起来，它究有多大，我们必须把事实弄清楚，不要歪曲事实。 英国工党的党员数量，在今日约达三十万至四十万人。但是约略估计，每二十个党员里面还不到一人是积极的党员。这样看来，英国工党党员数量，真能严格和苏联共产党员比较的（苏联共产党员全体都是积极的)，只约达百分之五。英国工党党员能在英国人民中积极为党工作的，约有一万五千人或二万人。这就是： 148 ==========第149页========== 在最多时，每二万四千人民中约有一个；最少时，每三万二千人民中约有一个。倘若有个工党政府被选举出来，重执政权，我不能想象有任何人要埋怨说这个党不能代表人民，“因为它这样小”。但是如与苏联比较，一个统治的党只包括每二万或三万人民中的 一人，要被视为一个很小的党。因为苏联的共产党包括二百万党员一每八十五个公民中有一个！可是，英国的工党每二万或三万人民中只有一个积极的党员，却可以自负它的大，对于苏联的共产党却加于批评，却认为不足代表人民，因为在每八十五个公民中就有一个是积极的党员！ 但是辩论到这里还没有完了。倘若英国的工党在每二万或三万人民中只有一个是它的积极的党员，是正确的，那末其他政党中每一个党所有的积极的党员更少于工党。所以即把英国各政党合并来说，它的积极的党员合并计算起来，还不能在每一千人民中多过一个。这样看来，即就我们的巴立门制度全部来说，各政党合拢来（它们是在选举时提出候选人的唯一组织），也只能在全国每一千人民中约占一个积极的党员。少数人的独裁吗？是的。至于苏联的共产党在每八十五个人民中可有一个，由此可以算是比较地能代表人民了！ 最后，让我再提醒读者关于苏联的清党。由于有这样的办法，寻常的公民对于党也可以执行监督的力量。我们这些可怜的英国公民，对于人民中每千分之一的在政治上活动的人，能有什么监督？倘若我不愿意要那一类在我国做政客的人，我没有机会要求别人取而代之。我们没有在公开会议中清党的办法，使政党只代表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怪不得有许多英国公民，于愤懑之中，从来不执行他们的选举权，因为他们讨厌一切政客；这一切政客就是由我们大政党所组织的、占人民中千分之一的党员强推给他们的。 说苏联的共产党是太小的党，不足以代表苏联的人民，这种批评是胡说。它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里最大的政党。就苏联的人口 149 ==========第150页========== 比例说，它也是最大的政党。它和所代表的苏联全部人口的比例，也比英国各政党的党员合并起来计算，还要大。而且由于清党的制度，还须受人民自己所加的民主的监督。这样的一个组织获得全体人民的敬重；苏联的民主主义者要求保全这个形式的领导机构，不许有志在破坏人民团结的敌对的组织：这一切是不难了解的了。 第十七章民主的纪律与反对的自由 我们现在讲到一个问题，这问题在去年是常被提起的；因为在莫斯科对于几个反对派举行审问，这件事又一次地引起了注意。这就是在苏维埃情况下的“反对的自由”问题，和为着民主纪律的保持起见，这种自由得被合理地限制到什么限度。 倘若我们细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种类的民主的组织，便可看出，它所要注意的不仅是保全它的分子的“个人的表现”自由，而且也要保全多数分子不受个人或少数分子的妨碍；这些个人或少数分子消耗宝贵的时间发表违反众意的演说，阻碍有益多数的行动。倘若我们举几个例子：如在商人俱乐部中有人噜苏，在股东会议中有股东大发牢骚，在一个职工会支部里有人吵闹惹人厌恶，在这种场合，每一个自认是为着多数利益而经营的组织，都要采取步骤保障多数人，制裁不守纪律的少数人。所以民主的意思，并不只是给个人以发表他的个人意见的机会，也是要使人民有机会拒绝听闻某些人的意见；这意见是敌视他们的，这意见的表现是要妨碍已为大众所接受的政策之实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作用的民主的团体里，这样的人也许只须从他们的组织里开除出去，便算完事。但是苏维埃国家却不能这样简单地开除顽梗的“分子”；这有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周围的国家也许不愿收容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第二，这种人一旦被驱逐出境之后，也许更为苏联的敌人所利用，不如拘禁在苏联国境之内。托洛斯 150 ==========第151页========== 基也不过是由这工人的国家里驱逐出来的一一可是他自从被驱逐之后的种种活动，已足以证明：倘若他被隔离于西比利亚，祸害便可以少些 一旦民主组织所要对付的问题成为一个国家所要对付的问题，而且这个国家，是被若干敌视的国家所包围，对于妨碍公共业务的少数人，如只出于简单的驱逐出境，那是行不通的了。苏联对付这类的案件，为外境所逼迫，不能不使这种人和社会脱离，把他们拘禁在国境里面。这说明为什么在苏联，有某些违反多数人意志的人，可被放逐到偏僻的地方去。 我们须认清政治犯的放逐，在苏联是等于开除，类似于其他地方民主组织所用的开除办法，才能充分了解这个问题。苏维埃国家是工人的组织。工人的组织是要开除妨碍大众的分子；无论这种组织是怎样的民主，仍然要解决对付这种人的问题。苏维埃国家也有这同样的问题，但是一般地说来，它不能把这些人由国土内驱逐出境，因为这些人不是在苏联国土以外的统治者所愿收容的。而且把苏联大多数人民的敌人驱逐出境，一般说来，也是不智的事情，因为这样要给他们继续活动的机会，由此加强苏联的敌人。 上面对于苏联放逐政敌的情形，说来似乎有些残酷，也许有些读者听后感觉不安。但是读者听了我上面所说的话，不要误会，以为在苏联凡是和在位的人有异议的都在放逐之列。恰恰相反，在苏联一切重要的问题都经大众作热烈的讨论。被放逐的苏联公民，并不是只有异议的人。这种人是曾经提出过建议被否决之后，仍继续不断地提出被拒绝的意见，由此继续妨碍一切积极的业务，成为全社会的芒刺。托洛斯基就是这样的人，他好几年在每一个广大的聚会里，提出他的少数人的意见，反对苏联政府的领袖们，他最后所以被放逐，因为他组织秘密团体，反对由全体人民用民主方法通过的政策。他这样妨碍国家依着人民所决定的方向再向前发展，所以终于被放逐了。 151 ==========第152页========== 苏联政府对于纪律的问题必须有警觉性，此事应做到什么限度，不只是决定于苏维埃国家的结构，也决定于这个事实：它是被一个敌视的世界包围着。仅仅把苏维埃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民主组织比较（像我们在上面所已做过），还是不能彻底了解在苏联的纪律之圆满的含义。要真能明白此事的真相，我们不能把苏维埃国家和其他在平时状况下的民主组织比较；所要比较的，是这种民主组织正在为着争取本身的生存而从事斗争，正在为着会员的利益而进行着某些伟大的、英勇的运动，正在遭受着各式各样的进攻。被一个资本主义，或部分地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所包围着的苏维埃国家，是不能和一个处在工业上和平时期的职工会比较的。它必须和一个正在工业上有争执的时期里的职工会比较。我们都知道，正在对付工业上争执的时候，对于它的会员所要执行的纪律力量，不是与和平时候所需要的一样。 这苏维埃国家自从它开始创立以来，就一直与它内部和国土以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因为它是工作人民的民主国家，从它开始成立后，就与地主和雇主发生冲突。这些敌人利用外国的帮助，用武装反对苏维埃国家。这个国家为着争取自由，不得不打仗。后来它不得不对乡村里的少数资本家打仗，而且它一直不得不建立它的防御，巩固它自己，提防国外重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经验，对它作可能的进攻。 在罢工的时期里面，职工会的会员要和雇主决斗。两方面都用武力。工人尝试强迫雇主因怕失去利润而不得不降服；雇主尝试以饥饿威胁工人。工人也许要用拆乱机器，纠察工厂（即不许工人上工)等等手段。雇主无疑地要叫到站在他们方面的警察，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人对于顽梗的少数人是什么态度呢？ 在每一次的罢工，雇主往往能在工人里面利用某些个人或成群的个人，这些人贪图眼前的个人利益，或只是因为不知道当前问题的重要，准备继续工作，或说服工人同伴接受老板的条件。 152 ==========第153页========== 雇主能够联合这样的人来反对他们自己的同志。在每一次的罢工，工人都要纠察这样的“逃兵”；比较地说来，这“和平的纠察”也许要做到“放逐到西比利亚”去的相类似的程度，倘若我们正确地细察这两种斗争的真相。 这件事的真理是：在各种情况之下，一个民主组织为着它的自由而斗争，就是要限制这反对自由者的民主权利。在危急的局势之下，少数人如仍继续反对多数人的利益，这少数人无论是出于自觉或不自觉，都成了敌人反对民主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只是重述我们在本书导言里所说过的话一民主和独裁不是彼此不相容的。 在苏联，政府当局对于一切决议的实行，是每一个公民的直接的责任，因为每一个公民是某一个国家组织里的一个工人，一个苏维埃里面每一员都在这苏维埃里某一部工作。在英国，有着它的巴立门制度，在某限度内，在巴立门里对于政府的政策尽管继续反对，是不会妨碍到那个政策的实行。在英国的巴立门里，尽管明白有多数通过某种法律，这个法律的反对者仍得继续在口头上表示反对。但是政府的官吏仍须把这政策实行起来，并不受到影响，也没有批评的权利 在苏联，政府官吏不但包括拥护所决定的政策的人，也包括反对这政策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继续积极反对多数决定的决议，在事实上是等于对于这个决议实行时的怠工，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从组织的观点来看，在苏联对于民主的决议须有有纪律的执行，是绝对必要的。 关于决议的执行方面，多数的决议，少数人应该服从：这个观念在英国也得到一般的承认。但是还有一个观念仍时常存在着，就是：少数人在实践上虽应该执行这个决议，但同时在理论上却应有反对它的执行的权利。可是无论何时，遇着当前有了紧急的问题，例如战争（这是包括全国的），或例如罢工（这是包括职工会的)，上面所说的第二个观念却总是要被抛弃的。就是在英国， 153 ==========第154页========== 人们也感觉到，团结的行动不但遭受拒绝实行的人所妨碍，也遭受鼓励别人不要实行的人所妨碍。反对执行多数人的决议之宣传，比直接拒绝实行的行为，是更有效的怠工形式。 在苏联，全国是在经常的行动中，一方面要改善一般的状况， 一方面要加强自己，防御进攻，在这种情形之下，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决议之反对，很能成为执行这些决议的严重的妨碍，由此受到苏联敌人的利用；苏联敌人的主要的要求，就是要妨碍苏联内部的发展。 一个民主的组织里有纪律的需要，但是对于这个需要的承认，并不一定是说寻常公民的自由也被剥夺。因为倘若寻常公民认为这种纪律是公共利益所必要的，他自己将做这个纪律的厉行者，而不是这个纪律的违犯者。这样一来，这个纪律将成为他的自由之表现和保卫，而不是对于他的自由之侵犯。这一点，在我们讨论在苏联的言论自由一类问题时，尤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自从由苏联回来之后，常有人问起，在莫斯科的一个公民能否在公园里立起来，对群众作攻击政府的演说，好像他在英国能在海德公园⑤里那样做。我的第一个答复是：“愿上帝禁止他要这样！”一因为在星期日下午对常到海德公园的少数听众演讲，我们不能想象比此事更少效力的自由；这就是说，倘若要演讲的人是要使他的演讲能影响人去行动，而不是在练习他的肺部；要是只想练习肺部，那就在卧室里，开着窗，也同样地做得好！ 其次，苏联的工人可在全国的集会厅开会，不必出费；对于 一切有关于他们利益的事情，都可在他们工厂里开会讨论；所以他们不必到公园里去发表意见：这一点也是值得提起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苏联的工人是不是要在公共聚会中，立起来攻击他们的政府？倘若有某些个人要这样做，大多数工人要不要倾听这样的人说话？言论的自由的整个问题，在基本上可用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来回答。 第一，说苏联的工人要站起来攻击政府，这只是距苏联两千 154 ==========第155页========== 公里外的英国人的假定。其实苏联的工人不要攻击苏维埃政府，好像英国的职工会会员不要攻击工会主义一样。这苏维埃国家是由人民自己的有组织的活动建立起来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国家既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只愿意保卫它，不愿意攻击它。当然，也许还有很少数的人要攻击苏维埃国家，这种情形在俄国革命后的初期尤其真确：当时有产者仍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因此在工人和农民里面仍能指挥很少数的代言人。但是这些人只是很少数的，不能把他们看作代表型。 当我在苏联的五年间，我不变地有这个印象：人民不愿攻击政府，因为他们把它看作他们自己的，认为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的。当然，我没有意思要说绝没有人要批评政府。显然有着这样的人。但是这些人既是例外的，不是普通的，我们便可以说，最大多数人民确有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有最少数的人享不到这样的自由。 关于这件事，还有第二方面值得研究。自由并不仅是个人有对群众激昂演说的自由，也是大众应有自由选择准可以对他们激昂演说。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的组织，自称可以让每一个会员可无限制地自由提出大家所不愿听的意见。因为很显然地，这样的人到了相当的时候，是要妨碍这个民主组织的全部工作。 例如在列宁死后，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的期间，当时托洛斯基屡次对政府的政策挑战，在这个时候，托洛斯基和他的信徒们的反对的意见，是得公开表示的。但是后来因为托派的极少数人继续企图妨碍一切业务，宣传大众所极不愿闻的意见，引起愤怒，于是使政府最后不得不采用步骤，压制这个反对的意见。这个压制，受到人民的一般的赞同，因为这个形式的反对已成为公共的烦厌。 在苏联今日，工人批评上级人员及政府机关的自由，并不扩大到攻击政府的自由，因为全体人民都拥护这个政府，不反对这个政府。倘若有个游历苏联的外国人在莫斯科文化休息公园里批 155 ==========第156页========== 评苏维埃政府（有时确有这种事情发生）一这公园最近似、也最不同于我们的海德公园，一这个外国人便要碰着一大群人和他争论，为他们所谓“我们的政府”辩护。他们用辩论来卫护这个政府，同时或者因为这个人是外国人，对他仍保持着相当的敬礼，不采用暴力的方法。但是如果政府的敌人是一个苏联的公民，在参加这个辩论的人民也许要叫保安团来拘捕这个反革命分子，如同在今日的西班牙，在政府土地的人民如发见有人用粉笔在墙上画已字旗，或为着西班牙民主敌人希特勒和弗郎哥的利益，进行更恶毒的活动，也是要有所举动来制裁他的。 我们在这里所必须彻底了解的主要的事实是：在苏联今日，公民无意于攻击国家或政府；他们所关心的是改善它的工作。各种的讨论和批评，只要是为着人民的利益，改善苏维埃国家的工作，不但是被允许，而且是要被积极鼓励的，这种情形，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 当在莫斯科举行审问齐奴维哀夫与加米纳夫，拉狄克与索可尼苛夫的时候，有许多英国报纸认为这个案件足以证明在苏联对于“斯达林统治”有广大的反对，并证明这个反对是不可能由合法的方法来表现的。这样对于事实的解释，是于真相违反的， 倘若在苏联今日，对于政府果有广大的反对，那末应该也有像在法西斯的德国所常见的病征：违法的小册子要在各工厂里传播；在全国各处的人民间发生有组织的、不满意的行动，有时表现于煊赫的罢工，或反对当局的示威运动：三四十成群的工人要被拘捕。但是在苏联并没有这类的事情发生。而且以前在帝俄时代，这类事情确曾发生过，所以在今日没有这类事情发生，不能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做这类事情的经验。因此我们只能下这样的结论：对于政府的广大的反对，在苏联并无此事的存在；无论上面所说的那些案件有什么含义，它并不是有些报纸主笔先生所欢迎的，这种广大的不满意的行动，那却是无容怀疑的！ 但是这些莫斯科案件虽不表示大众不满的存在，却表示有些 156 ==========第157页========== 个人的不满，而且不满的程度很大，以致酿成反叛国家的最卑怯的阴谋。对于这些个人不满的案件，有何解释呢？有这些案件的发生，不是苏维埃的民主制度也有着严重的缺点吗？ 有些人在某个时候对劳工阶级运动有重要的贡献，在别一个时候，却从他们所曾经奋斗的运动里被驱逐出来，成为这个运动的公开的敌人：这是各国劳工阶级运动中有过的经验。莫斯莱爵士⑥能自诩是工党的老党员；墨索里尼也可自诩做过意大利社会党的党员。汤默斯与麦唐纳①有一时都是受人敬慕的工党领袖；笃利阿(Jacque Doriot)是现在法国最活动的亲法西斯分子，以前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为什么关于这方面，苏联就应该和其他各国不同呢？ 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在苏联，党员的“开除”，在事实上就等于放逐。所以在苏联比他处更属寻常的是：任何要人与其接受“开除”，以致退出活动而过放逐生活，宁愿接受多数人反对他的决议，答应从此以后实行这些决议，做苏维埃国家的一个忠实的工人。但是倘若这种忠实不是真诚的，倘若这个人并不真心准备接受反对他的决议，他也许仍继续他的反对，对于这件事又怎么办呢？ 在苏联，一旦多数的决议既经成立之后，人民是不能容忍对于决议作继续的反对宣传。所以对于大众所不愿有的政策之倡议者，他知道在他依民主的手续失败以后，他便须停止对于他的政策作公开的宣传。这种人失去了大众的拥护，他有两条路走：一条是依着所通过的政策，着手忠实地去工作；还有一条路，是坚决还要强行他自己的领导和政策，不管人民要不要，用秘密的手段企图推翻在位的领袖，想由这样改变所行的政策。被拒绝的要人，被民主所否决的这些人，这样进行秘密反对的活动，在苏联是可能的，这好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被开除的社会党员或共产党员成为法西斯蒂，对原来的主义进行公开的反对，同样是可能的。那些被民主所否决的人，不管拒绝他的人民的意志，却用 157 ==========第158页========== 其他的方法夺取权力，我想任何真正民主的国家，都是要用无情的方法来对付这种人的反对。 关于今日苏联，有许多人，无论他们是报界的代言人，政府的代言人，或著名的职工会领袖（按均指英国）像席初林爵士，都不能把握住这个重要的事实；在苏联，政府得着人民的充分的拥护。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要说政府有着全体人民做后盾，这个观念似乎很奇怪，所以人民往往相信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今日英国的职工会运动，也有同样的情形，我们知道席初林爵士也要这样想：要在劳工运动里使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是不可能的。但是让我们对于这件事不要有幻想。职工会运动的力量如果仍是分裂着，它的力量是薄弱的。一旦它在一个真正劳工阶级政策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它也要对于成为敌人的少数人斗争，要用方法禁止他们反劳工阶级的活动。苏联今日是在世界上卓然特立的 一个国家，人民和政府是打成一片的；这是苏联的伟大的力量；但是在被阶级的敌视所分裂的国家里，劳工运动已被有产阶级的势力所潜入，对于这个事实是最难了解的。 恰恰和许多幻想的意见相反，所谓民主，并不是说各种自由都包括在内。它是指人民的统治，这个意思也指对于人民敌人的压制。所以对于那些被人民的决议所否决、而仍用尽方法反对这决议的人，民主也是独裁。苏联的民主，倘若没有纪律，在一九 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便要使苏维埃国家完全失败。没有纪律的民主，便要使红军的建立不可能。没有纪律的民主，也要使五年计划不可能，因为在无政府的状况之下，伟大的工业进步是不能实现的。苏联今日一方面有为着人民的真正的民主特色，一方面也由人民对于这个民主的决议作有纪律的执行。依少数有产者看来，这样的制度总是无情的独裁，但是这个独裁却是为着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它在本质上是民主的。 斯达林曾对美国通讯员霍尔德这样说过：“你说为着要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和忍受了穷困。但是 158 ==========第159页========== 我们建设这个社会，并不是为着要限制个人的自由，却是要使人类个人觉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建立这个社会，为的是要达到真正的个人自由，没有括号的自由。一个失业的人忍受着饥饿，寻不到职业，我不能想象这种人能享受到什么‘个人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能够存在的地方，必须没有某些人对某些人的压迫，没有失业和穷苦，必须没有人要栗栗恐惧明日要被剥夺了工作、家屋、和面包。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不是纸上的、个人的和其他一切自由，才有可能。” 像斯达林在这里所描述的自由，是要经过奋斗而争取到手的，而且是还要加以保卫的，但是要保卫自由，便须压制自由的敌人。所以要保卫民主，对于民主的反对者必须执行纪律。为着人民利益的民主，它的意义是人民间的纪律，同时是对于人民敌人的独裁。 译者注 ①Daily Mail是英国最反动的报纸之一。 ②Downing Street英国政府所在的街名，即被作为英国政府的别名。 ③Roy Howard是美国报界大王之一，在他领导下的日报有二十四种之多，详见拙著《萍踪忆语》二一六一二一七页。 ④⑤⑥丽都(Lido)为意大利威匿思(Venice)附近一小岛，为欧洲富人游泳消夏之名地。列维拉(Riviera)是南法的一个著名赌场。爱斯各得(Ascot)是英国跑马场。 ⑦苏维埃俄罗斯亦可简称为苏俄。苏俄与苏联有别，苏俄指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后者是在一九二二年成立的，而前者只是后者（即联盟)的十一个共和国中之一。 ⑧Andre Gide1869-法国文学家，晚年因为文泜毁苏联，很受思想界文艺界的抨击。 ⑨“崇敬的亲爱的哥哥”原文为“Honoured Beloved Brother'”“亲 159 ==========第160页========== 爱的哥哥”原文为“Dear Brother'”在英文里，Beloved的亲爱意义比Dear的亲爱意义深得多，在中文里很不易分别。其实在英文的用法，Dear这个字在一般信件里都用到，简直成为俗套，失掉了原有的郑重的意义，例如英文公函里所称的Dear Sir,只等于中文信里的某某先生的称呼，和亲爱不亲爱简直毫不相干！ ⑩“你的诚实的”原文为“Yours sincerely”在英文信件里虽比“Yourstuy”含有深一层的友谊，但也成了俗套，看得平淡，并不像中文译文中那样郑重。 ①Dimitrov是保加利亚人，一九三四年在德国曾被希特勒诬为放火烧国会，受长期的审问，后以全世界主持公义者的强烈抗议，德国亦无证据，得释放，现任第三国际总书记。 ②Harry Polit1890一是英国共产党领袖，机械工人出身，一九一 九年曾任机械工会伦敦支部秘书，组织对俄不干涉委员会。 ③本章所谓“政党制度”(Party System)是指两党以上互相竞争的政党政治，如在英美法各国所常见的那样。 ①④伦敦的“西边”(West End)是阔绰的区域，和贫民窟所在地的伦敦的“东边”适相对照。 ⑤Hyde Park是伦敦的公园，星期日有许多人搭台对群众演讲，对政治宗教等，都可作自由批评乃至攻击，听的人东一堆，西一群，很热闹，听众也常与演讲者发生热烈辩论，英国人自诩为英国民主的一个象征。 ①⑥Sir Oswald Mosley是英国法西斯蓝衣党的领袖，以前曾做过工党的党员。 ⑦/.H.Thomas与Ramsay MacDonald原来都是英国工党的健将，后来做了官，都叛了党，投身所谓“国民混合政府”，做过首相的麦唐纳更为人所不齿。 160 ==========第161页========== 第三编新的民主 第十八章什么是民主？ 我们曾经说过民主的定义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现在要问，倘若一个民主制度要有真正的效力，这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究竟含有什么意义？在什么条件之下，才真能有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 第一和最重要的是：人民自己必须积极参加政府的工作，因为必须人民这样做，然后一个国家才真能有民有的政府：而不是由别人所进行的、驾乎人民之上的政府。所以倘若真要成立民有民治的政府，必须允许人民参加国家管理机构的每一部门，否则管理的当局自然而然地会和人民隔离开来，这个意思就是民主不能充分地发生效用。 倘若任何政府的管理机构真能使全体人民都有参加的机会，那末每一个管理的职务，都必须依据公民的资格①是否够得上做任何特殊的职务，为选才的唯一标准，将这职务的机会，公开于全体人民。但是公民的这些资格并不是预先呆定的东西，却是要靠人民可得享受的教育机会，要使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使自己能有资格担任负责的位置，虽则在最初他是一点没有资格担任这样的事情。这样看来，为着民主，每一个公民必须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使自己能有资格担任管理国事的位置。全体公民必须有机会充分发展他们的自然的能力，并有机会用来担任最负责任的位置。 倘若在任何国家里，有某些公民因为有特异之点如性别或民族的差异，就不许有参加政府工作的权利，这就是对于民主的限 161 ==========第162页========== 制。真正有效的民主是并不根据民族或性别的差异的，对公民有所歧视；公民中每一个人，只根据他对于职务所应有的资格，都有参加政府工作的平等权利；这类资格，只须他有必要的本能，都有机会培植起来的。 在今日每一个国家里，为着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反对敌对的少数人或外来敌人的利益，武力的应用也许是必要的，因此在今日每一个民主国家里，某些形式的军队和警察的武力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倘若这个军队要成为人民自己的代表，而不和它所应该保卫的人民隔离开来，那它必须从人民群众里面征来的：不但寻常的士兵，而且就是将领们，也必须是这个民主国家里人民的真正的代表。因为倘若一个军队的军官不能代表它所应该保卫的人民，绝对不能保证曾经发生于西班牙的同样事情不会再发生，绝对不能保证这样军队的将领不会反叛人民的政府，和最反对民主的外国合作，来压制他们自己的人民和他们自己人民的民主政府。 为着保持国内的法律和秩序，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须能做到：警察和法官也应从人民自己里面吸收进来，使得真能代表人民，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得到正义的保证。 每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总是要给与每一个民族决定它自己命运和政府形式的自由。如因民族的差异，对个人加以压迫；或因在一国里有些民族只占人口中的少数，对于这样的民族全体加以压迫；或甚至这种民族尽管占全国人口中的多数，却因为是在某特殊政府管理之下一一例如受着某些帝国的统治 也受到压 迫：凡此种种，无论根据任何民主的理由，都是不合理的。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不但在它的国土内给与多数民族（按即占全人口中的多数)以自决的权利，而且也给与少数民族以自治的权利，唯一的条件只是这种权利不致被滥用来给与整个国家以不利。 要由人民自治，在许多必要的条件里面，有一条是在公民方面须有发表意见的完全自由。他们不但须有参加管理工作的平等机会，而且对于政府工作须有发表意见的平等机会。所以在真正 162 ==========第163页========== 的民主国家里，报纸和集会应都须允许全体公民可得应用：如果这些东西被一个少数人的阶级所把持，这便是对于人民民主权利的限制。 我们讨论民主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英国，往往把民主看作只是关于管理国家的事情，忽视了其他很重要的活动为着这些活动，最大多数的人民费着他们一生的大部分。在英国，人民中有百分之九十自食其力的人，是在别人所有的机关和厂店里，为着别人工作，藉此糊口。在这样的工作地方，雇员一天到晚要受雇主的颐指气使，甚至明天他是否还可以继续做这同一职务，也由雇主决定，至于工作者的意志怎样，那是没有人理睬的。 所以在今日英国的经济生活，是一点说不到民主的。每一个雇主都可以随他自己的喜欢，对他自己的机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随意雇用工人，也可以随意开除工人，所提出的工作条件是以有利于他自己为目的。每一个雇主，在他自己的工厂里就是上司，至于那些工作的人，有的印刷报纸，有的服务于铁路，有的在工厂里工作，有的在矿里做苦工，他们对于这些机关里的经营方法，或工人的待遇，是没有发表意见之余地的。英国人民的最大多数，在他们的每日生活里，都是在雇主的独裁下过他们的时间：这雇主只是偶然占有生产工具，其他的人不得不为着自己的生计，替他工作。 任何真正的民主国家，除了管理国家的事情之外，对于人民在那里消费时间和谋生的一切机关，也给人民以管理的权利。这就是说，在私有的工厂仍然存在的时候，不但老板，就是工人，也应有代表参加管理的机构：如果要进一步使经济的民主真能发生效力，那末全国的经济机关应由民主的国家或合作社接收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保证：在这个机关里工作的人，才能直接有代表参加管理，同时，总的管理责任是由国家所委任的经理担负，对人民自己的民主政府负责。必须这样做，民主才能采用到经济的生活里面去；如果在经济生活方面没有民主，任何真正 163 ==========第164页========== 民主的谈论，大部分都只是幻想。 我想大多数读者必表同意，在这里所描述的真正民主的主要特点，在英国今日是不存在的。我想，倘若已经看过本书的第一编和第二编，并不是先翻到本书的这个部分，他们一定和我表示同意，这样的民主制度在苏联是确然存在着。但是真正的民主既存在于苏联而不存在于英国，为什么有些人讲起英国称为民主，讲起苏联却说是独裁呢？ 在英国今日，如与法西斯国家的人民比较，我们享有很有价值的民主权利，这当然是真确的。我们可以在任何集会厅演说，只要我们租得起，只要厅主肯让我们用；我们也可以在任何街道上演说（除了在一个劳工介绍所外面，在这里的集会曾被楚伦察勋爵Lord Trenchard所禁止的)，只要警察相信我们不是在阻碍交通；我们可以出版文件，倘若我们出得起钱付印刷费，同时只要警察厅和法庭不认为这种东西是猥亵或煽动的，是毁谤或亵渎的；我们还可以用工会劳动者的资格组织团体，强迫雇主改善他们雇员的状况，虽则我们这样做也可能被开除。此外，各政党（它们的积极的党员合拢来，仅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在竞选时向我们提出候选人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些候选人里选择，或一个都不选择。倘若我们能说服各政党里面的一个，在竞选时把我们提出做候选人，并资助我们作选举运动，或我们自己富有，能够出资替自己运动选举，以“独立派”的姿态出现，我们也可以有机会被选入巴立门或地方政府。在被选以后，倘若我们对于竞选时所标榜的政策决定不实行，那在第二次竞选以前，尽可以随我们的便！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上所说的这些权利包括有民主的原素，也包括有不民主的原素。在确能代表民主的范围内，这些权利是应被保卫并且扩充的；在还受有限制的部分，那是还够不上我们所描述的真正有效的民主。苏联已加了某些新的东西到民主里面去，因为它已在各方面都使民主真正有效，而在别的国家里，却仍然有着狭隘的限制 164 ==========第165页========== 但是在英国今日，有许多对民主呼声最高的拥护者，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政治的派别，都把苏联和法西斯国家混为一淡，作同样的斥责；似乎只有英国在一个惶惑的世界上掮着民主的大旗，处于领导的地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细察苏联，发现在那里由下而上，由一个工厂或一连房屋的管理到主席办公处的管理，人民自己都参加管理的工作，但是这种制度却被二千公里以外的人（按即指英国）骂为独裁，认为它的罪恶只有法西斯主义可与比拟：这个事实又怎样解释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对于民主有不同的概念。一个概念，根据某些现仍存在的因袭的制度，定民主的界说，攻击一切其他制度，认为都是违反民主原则的。这是今日对英国制度之正统的辩护。其他一个概念，是先着手研究人民在社会中的实际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然后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问人民究竟能够或不能够自治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用这样的方法研究英国制度的时候，虽然觉得英国制度确比法西斯的独裁制好得多，但是如和苏联的情形比较，英国制度就说不上有效的民主。仅就人民的经济生活一项说，在英国，人民对于他们在那里过着大部分生活的厂店，就没有参加管理的余地。他们要在一个主人的命令下工作；把一切这些主人合拢来，只及得到全体人民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但是倘若在英国的经济生活中确有这样的独裁，人民既有民主的工具用来表示反对，是否有意容忍这种情形的存在？或者是不是民主的程度真是很有限，以致人民没有机会通过国家，对生产工具所有者的权力，加以有效的限制？固然，如果他们相信，很有限制的民主真是有效的民主制度，那末他们便不会尝试去扩充他们的民主权利，将成为忍受各种侵犯行为的牺牲者。所以英国人民须彻底了解有产者在英国民主制度中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将作更详细的研究。 一般地说来，只要工厂和矿，报纸和集会厅，仍然属于私有， 165 ==========第166页========== 在这限度内，工作人民也受制于某限度的独裁。工作人民，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得工作糊口，都要全凭雇主的指挥。全体的工作人民，因为自己没有财力占有大报纸和集会厅，被那些有财力占有这些东西的人继续不断的宣传所麻醉。这样，在每 一个国家里，民主的程度每受限制于下面的两个因素：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工具的私有，使工作的公民受制于雇主的独裁；另一方面是由于宣传工具的私有，使寻常的公民受有产者所宣传的观念所麻醉。最后，我们在下一章里将有更详的说明，就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如果生产和宣传的工具都仍属私有，那末这个国家就要受制于这些有产者的控制，到很大的程度。 我们如细察今日的世界，便可发现各国人民所享受的有效的民主，其程度是各国不同的。在法西斯的国家里，那里有着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有产者仍保持着他们的权力；在那种地方，占人口中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不被准许团结他们的力量，由此争取更好的状况；他们不得有他们自己的报纸或举行他们自己的会议。工人对于在那里被雇用的厂店，绝对没有参加管理的余地：他们甚至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由此保证他们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工资。无论发表关于雇主或国家的意见，只须触怒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就是犯罪。法西斯主义于是毁灭了民主的一切影踪。人民为着争取改善生活状况的组织被赶入违法的境域中去，被迫着不得不采用革命的形式。 法西斯国家合并了公开的独裁制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财产私有制。和这些国家对照的有民主的国家，在那里生产工具虽仍属私有，宣传工具也大部分属于私有，但是工作的人民有在职工会里组织起来的权利，有开会的权利，只要他们出得起钱，也有出版自己报纸的权利。在这样的国家里，倘若工人能很好地把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能够强迫雇主和国家给与他们以更好的生活状况。这样的制度虽比法西斯主义优良得多，但是它仍然有许多缺点，因为仍然没有给与全体公民以真正的平等权利。就是在民主 166 ==========第167页========== 政府的状况之下，只要生产和宣传工具都属私有，有产者仍常有工人所没有的财产的力量，这力量使他们有经济的权力来和工人交涉，有政治的力量来控制宣传、教育、和国家的管理，这事实是我们所不可轻视的。 只有像苏联今日，生产和宣传工具都为社会所有，为社会所控制，然后社会才不致为有产的少数人的阶级所支配。在苏联，没有人私有一个工厂，于是没有人能够乘自己的高兴，颐指气使，决定别一个人是否可有一个职务，如果可有，应接受什么条件。此外，由于集会厅和报纸的社会化，也使发表的工具不再是私有者所得利用，却使全体人民共同得到运用的机会。不仅如此，关于苏维埃国家的管理，寻常的公民被吸收来参加政府机关的工作，同时普选制为全体人民所享受，没有财产和居住条件的限制；这种限制，在别的地方是为着有产者的利益而实行的。 民主并不是绝对的东西。一个法西斯国家，在特殊情况之下，也许对舆论作些让步，这种让步使人民有机会对于有密切影响于他们的事情，发表他们的意见。这样的策略对于人民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是走上民主方向的一个步骤。利用这样的让步，作为获得更多让步和更多民主权利的手段，这于人民是有利的。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许由于规定立法，保护工作的人民，并由于限制竞选时的费用，以及其他等等，对于有产者的权力加以某种的限制。但是一个民主国家也许要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例如在英国，楚伦察勋爵就曾经禁止在劳工介绍所外面开会；又例如在 一九二六年大罢工之后，英国政府也定下若干限制的方法限制工作人民组织自己，团结自己，争取较好的状况，反对私有财产者的独裁。 每一个法西斯国家，在全人口中都包括有多数人民，靠他们自己的劳动谋生，这多数人民要用各种机会从有产者方面争取较好的生活状况。因为法西斯主义不能杀尽工作的人民，所以它不能在国家里铲除那些继续要求表现的力量，一工作人民的民主 167 ==========第168页========== 力量。由于法西斯的独裁，人民的组织也许要被强迫跑到秘密的路上去，但是他们不能被消除，因为造成这样运动的人是占人民中的最大多数，是雇主们所要靠着生活的 在有产者的权力虽仍存在的民主国家里，较多或较少的民主仍有可能的，这一方面要看多数人民的有组织的力量，另一方向要看有产的少数人的有组织的力量。依大有产者看来，理想的国家是要使得工人的政治权利不比他们在工厂里所有的经济权利多。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有产者可以采行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政策，不怕引起反对。所以大有产者的利益总是常与民主权利的剥夺和法西斯主义的倾向结不解缘的。 在别方面，依每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里的工作人民看来，对于有产者权利的剥夺，是民主自由的发展。扩充人民的权利，允许他们举行街头集会和示威，这只对于工作人民是有益的，他们都是最没有力量租用集会厅的。由于劳工阶级对于报纸有更大的控制，限制私有的个人利用报纸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权利，这也只对于工作的人民是有利的：工作的人民占全人口中的多数，所以这样的做法是民主的。在政府官吏、军队、和法庭里，由工作的男女代替有产者，可使工作的人民在国事的管理上有较大的代表权，因此也是民主的方法。所以由工作人民的立足点看来，增进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机会是随时随地都有的。这些机会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这要看工作的人民能感觉到他们的地位，用组织来改善他们的地位，到什么程度。依最后的分析，人口中这两部分人的相对的力量，决定究竟是法西斯主义或是民主能得到胜利；倘若是民主胜利，要使得民主成为真正的民主，是要靠最初限制、最后完全消灭有产者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力，这件事能做到什么程度，也要决定于这两部分人的相对的力量。 如以为任何资本主义的国家所包括的只是工人和大雇主，这是大错。其实在许多国家里还有不少人数所构成的中等阶级，包括小雇主，这些小雇主在今日情况之下，继续受独占的发展所威 168 ==========第169页========== 胁，也要利用一切民主工具来控制大有产者的活动。结果，小资本家也和民主势力，和工作的人民，站在一条战线，反对大的独占和法西斯主义。在今日的这个事实，建立着人民阵线的经济基础，为着民主和中等阶级的利益，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独占。 在英国今日，对于民主势力、对于英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的危机：是财产在英国制度中的权力被人估计得太低。这是从各方面关于此事的言论可以看出的，所以让我们记取着我们所知道关于苏联民主的情形，再进一步对于英国今日的民主，略加研究。世界上找不到别的地方能像英国这样的一个例子，表示财产的权力能利用民主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这样使民主在人民工具的作用上几乎没有效力。不但如此，因民主的无力，造成公开独裁的尖锐危机。因为全国人民愈少感觉他们的民主权利已受严重的限制，在将来要受更大的限制，他们愈容易被诱惑；他们鉴于民主制度不能满意地为着他们的利益发生作用，不认为是由民主的未曾完备，却认为民主本身是错误的。 第十九章民主与财产 要研究民主和财产之间的关系，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英国了。在英国，我们有着很自夸的民主制度，同时全国的财产几全在少数人的手里；这少数人是靠雇用劳工过活，其余最大多数的人民却要替别人工作，藉此谋生。据统计所示，英国人民约有百分之 九十是替别人工作的。他们是否可得允许工作，这个问题是要由雇主决定的。他们应在什么条件下工作，这个问题也要由雇主决定。他们所可得的工资率，也要由雇主作最后的决定。在英国今日，雇主只有八十五万人左右。他们和他们的家属约占全体人民中百分之四。所以在英国人民中约有百分之九十，在他们的每日的工作生活，在决定他们的生计安全和生活标准的每一件事，都要依靠百分之四的少数人的意志。因为这多数人既须靠工作生活， 169 ==========第170页========== 他们失业的时候必须接受工作。因为有产者有余裕的力量，他们有能力拖延雇用工人，得到可以使他们满意的条件。如果工人在职工会里组织起来，在某些限度内，他们可以建立余裕的力量，和雇主办交涉，争取较好的状况，但是在基本上，有产者总比靠劳力生活的人占优势；因为他有财产的余裕力量，藉以过活；至于工人方面，除了出卖劳力以得收入外，很少有什么可以维持生活的。 在英国今日的经济方面，全体人民中的百分之四是主人或独裁者，百分之九十是仆役。主人对仆役的关系，也是财产对贫穷的关系：这个事实可用全国收入的分配数学来说明。靠工资谋生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收受全国的收入约达百分之六十四。百分之四的有产者，加上约达百分之六的独立的工人（译者按：独立的工人系指自己有资本，为自己工作，不被雇用的工人)，每年吸收约达全国全部收入百分之三十六。据包莱教授(Prof.Bowley)所估计，在这些有产者里面，只占全人口中百分之一的最富有的 有产者，在一九一O年，收受全国收入百分之三十。在别方面， 有百分之九十四零二分之一的人民，只收受全国收入百分之五十。 我们读了这些统计数字之后，所得到的结论是：人民中占有工厂、煤矿、商店等等的那个阶级是属于极少数的，—但却是富有的少数。在别方面，人民中的多数却为着微细的收入，替这少数人工作。多数人应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条件之下某生：都得受少数人的支配。这样的情形，对于英国的政府制度有怎样的影响呢？ 在英国的最高权力一英国不像苏联，是没有成文宪法的一 一是巴立门。英国的巴立门包括两院。所谓“上院”，即贵族院，不是一个选举出来的机构。这上院是由贵族构成的，由国王委任，或是曾受过这个委任的人的后嗣。该院也包括主教。在事实上该院所代表的是人民中富有的部分，因为工作的人不会成为贵族，成为贵族的却是大地主和雇主。贵族院的成分，是从社会中占有 170 ==========第171页========== 财产和雇用劳力的少数人中吸收来的，不是从毫无所有、只是替别人工作的、最大多数人民中吸收来的。 贵族院不是一个民主的机关，这是一般人所承认的。这个事实，甚至有些有产者还引以自傲。例如拉斯基教授就曾经说明：“早在一九O六年，贝尔福勋爵(Lord Balfour)告诉他的拥护者说：他们的责任是要留意使得‘这伟大的联合党，无伦在朝或在野，仍应控制这大帝国的命运’。他在这里所表示的意思，三个月 后又对众议院透露出来。当时一九O六年自由党政府的流产的教 育案正在三读，他宣言说：‘真正的讨论必须在其他地方。’这是显然的表示，无论人民的意志怎样，有产者对于统治国家的权利仍然是要把持的；读了显要的贵族们对于该项预算所发的言论，没有人还能怀疑：任何计划，只须这些贵族们随意加上没收财产的罪名，就觉得他们是有权加以干涉的。爱斯贵士（Mr.Asquith)曾经警告选举人说，含蓄在贵族们的主张里面，有着革命的恫吓，他的话是对的。 “在已往的二十五年中，这件事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他们仍然主张贵族院的职责是要提防工党政府，这工党政府是要把社会主义的原则加入立法里面去的；由保守党所提出的关于改造贵族院的一切建议，也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阻止这样的一个政府在立法中为它的政敌开方便之门而已。” 其次让我们研究“下院”，即众议院。这是巴立门中民选的部分，常被人称为表现人民意志的有效的工具。倘若众议院真是要有效地表现人民的意志，那末在英国必须让全体人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来选举、被选举，有效地拥护他们的候选人；并须让全体人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来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参加执行民选巴立门所通过的决议；他们得到参加的资格要完全根据他们的能力或成绩，不受其他的限制。在实际上，真正民主的巴立门所需要的这些条件，没有一条存在于今日的英国，这是看了下面的说明便可知道的。 171 ==========第172页========== 在英国今日，每一个年逾二十一岁的男子和妇女（和苏联十 八岁对照)须在选举区里住过至少不在六个月以下，才得享受充当选举人的权利。倘若一个公民在两个选举区里有两座住宅，他在各个选举区里都享受到一票。所以一个有产者如在两个选举区里都有产业，他有两票的权利。不但如此，大学的毕业生（大多数是出身于雇主阶级和少数高薪的工人)在选举时也有两票的权利。 有若干选举区，多数居民虽是工资劳动者，但多数的选票仍被有产者所得，因为他们在那些地方有工厂和办公处，数量之多，仍可超过住在那里的工资劳动者所得的票数。关于各地方政府，要登记做一个选举人，须有住宅或办事处的房产，或租赁有这类的房产；而且一个人可连在各选举区里投无限制的票数。在地方政府的选举，要能够在所住的屋里由自己出钱设备②，才被算为住户；结果，住在别人设备的房屋里的人没有选举权。这些人， 一般地说来，都是工资劳动者。 诚然，就数量而论，这样被资产阶级所取得的额外的选举票的全部是不多的，仍不能超过全国劳工阶级的势力。但在别一方面，就原则上说，却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可以活现地抉出这个事实：英国现有的选举制度，不像苏联那样只根据于公民的身份，却是根据于财产的所有权。 在理论上，有投票权利的每一个人，只要有八个选举人拥他做候选人，他就有被选的权利。但是任何人都有被选的权利，在事实上却是欺骗的；有两个理由：第一，关于巴立门的选举，每 一个候选人必须缴存保证金一百五十镑：倘若他得不到某数量的选票，这笔款就要被充公的。第二，要准备被选，须做选举运动 就是用宣传来对候选人作有效的拥护。工党对于这件事大概不至作过高的估计，但即就工党所估计，认为除了可以归还候选人的一百五十镑的保证金外，要竞选巴立门的一席，至少须增加 五百榜的费用。总数六百五十镑是要准备好的。少数富有的公民 172 ==========第173页========== 能够提出候选人，争取全部巴立门的席位，并不致因此受到任何大的牺牲，这是很显然的。但是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工资劳动者，他们必须凑集所有的微薄的资源，要受到很大的牺牲，才能拥护候选人竞选。 在众议院里约有六百席。在英国额外所得税的纳税人约有十万人，每人每年收入都在二千镑以上。他们每人都可用每年收入的一部分来资助一个候选人，仍可留下一千二百镑来过活。他们每人都有钱来在选举区里竞选。在别方面，在一千九百万的工资劳动者里面，平均的工资每星期不超过二镑五先令，或一年一百 十七镑。所以一个工人一一千九百万工资劳动者中的一个要用四年的全部收入，才能资助他自己或别人做一个巴立门的候选人。因此，被选权利的享受和候选人的宣传运动，这些事情，少数资产阶级和多数人民（工资劳动者）比较，那要占很大的优势了。 拥护特殊型的巴立门候选人或市政候选人，需要造成舆论，造成群众心理；我们不要以为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是仅限于选举运动的方面。这种舆论的创造，是经常一天一天达到人民眼睛耳朵的、每一种公开表现的意见所形成的。 在英国，我们仍享受着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如果要真有意义，必须是有效的自由一真能达到人民的言论。在英国今日，有效的言论自由能达到什么程度，全看财产的具有。最有力量影响舆论的工具是报纸。在英国，“任何人”都可以创办报纸，只要这报纸不是“猥亵”、“亵渎”、“煽动”、或“毁谤”。但是印刷出版报纸的成本比选举运动的费用更要大得多。费用既这样浩大，所以一般说来，只有最富的个人和成群的个人才办得起报纸。费用既这样浩大，没有寻常的日报能够支持，倘若不由广告方面增加收入；而这种广告的来源却是那些有充足资本来登广告的厂店。所以我们的言论自由，主要地是有产者的自由；这些有产者有足够的财富资助报纸，由此影响全国人民的思想。一般说来，报纸 173 ==========第174页========== 所代表的是有产者。 但是我们讲到这里，有一点却须注意，就是今日英国的状况和法西斯国家的状况是必须分别的。在一个法西斯国家里，工人卿令有钱办得起报纸也是不被准许办的。在英国，工人得被准许办报，不过只是小规模地办。但是因为资本的缺少，又因为资本主义的厂店不愿用广告来支持工人的报纸一广告是寻常报纸的主要的收入来源一并抵制劳工阶级书报的售卖和分配，使得工人报纸的困难，和富裕的报纸比较，大得多。只在一九二六年③，当时全国工人停止印刷资本主义的报纸，同时职工会议和其他的工人组织出版他们自己的公报，在这几天，英国的报纸几于完全为劳工阶级（占人民的多数）所控制。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无线电播音仍在政府的手里，仍被雇主方面充分利用。 报纸有这样的情形，全国的大集会厅也有这样的情形，无线电播音的控制也有这样的情形。爱尔伯厅④的董事会并不让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租用这个厅的。莫斯莱爵士有一次用过这个厅，可是不久以后有劳工阶级的组织也要租用，却被拒绝了。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影响舆论的工具，有效的宣传工具，是怎样握在有产者的手里，让我们再研究另一个问题一关于选出的真能代表工资劳动者意志的政府问题，倘若其他的阻碍都已被克服，这样的多数已被选入了巴立门，组成这样的一个政府。 无论在巴立门里有怎样的多数，在现在制度下的巴立门有任何决议，都须政府文官⑤执行的。所以除非这些政府文官在组织上与人民中占多数的工资劳动者有关系，它对于巴立门多数决议的执行，也许要表示不愿，甚至实际上实行怠工。 但是在研究政府文官以前，另有一点却须连带提出。这是教育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关于选举和被选举，对于各种事务的负责，以及自治；关于这些事情，要公民之间都享得真正的平等，这要靠我们都有平等的机会使他们的能力发展到最充分的程度。可是在英国今日，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平等。根据汤奈教 174 ==========第175页========== 授(R.H.Tawney)所说：“离开初等学校的儿童，就英格兰及威尔士全部说，其中升入中等学校的，不及七分之一，在有些地方不及十分之一；其中约有四分之三，在十四岁就加入职业界，赚工资以自给。”工人中约有百分之九十，过了十四岁就没有受到学校教育。在别方面，富裕人家的儿童并不送进寻常的国立小学和中学，却经过一种完全不同的、非常浩费的私人教育制度，就是很滑稽地所谓“公立学校”。就是这些经过“公立学校”的极少数的人，占着英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位置，政府文官中 一切重要的位置。 “乃丁格尔(Mr.Nightingale)对于一八五一年与一九二九年间的英国外交部及外交服务人员的社会经历，曾经作过统计的分析；据他较近所举出的证据，表示就是在较近的时期里，上面的情形，也还是真确的。据他说：这类人员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出身于十一个最为关门主义的公立学校，其余的在百分之四十，有过半数是出身于较次的公立学校，受过陆军或海军教育，或受其他私人教育，或在外国留学过。‘无可反驳的结论是…英国的外交部和外交服务人员是贵族、坐享红利过活者、和专业阶级的儿子的保藏所。’” 关于文官服务方面，也由少数有产者中选拔出来，或者不很显著，但是读得起费用浩大的“公立学校”教育，却是普遍的。你要记得楚伦察爵士的有名的“改造”警察计划，对于警官的补充，就主张要录用更多以前公立学校毕业生。近几年来，当局还在努力建立一个公立学校出身的空军；“保卫英国”（或许就是保卫英国的有产阶级以反抗一般人民)不是在人民代表的手里，却是在威灵顿(Wellington)和圣赫斯特(Sandhurst都是英国的著名公立学校)的产物手里，他们是读得起“公立学校”教育的人家儿子。 175 ==========第176页========== 政府文官的录用方法，使得我们的政府（按指英国政府)不是“民有”的，却是有产者和他们的亲戚所有的。此外，凡是对于财产安全有重要关系的专业，都是录取自同一少数人民中的部分。“在一九二六年，曾经受过公立学校教育的，在八十个主教和副主教里面（就所能得到的材料说）有七一个；在一八一个司法 专业者里面，有一三九个；在二一一O个各部的各科高级人员里 面，有一五二个，在八八个印度文官服务人员及各自治领的总督里面，有六三个；在一三二个银行总理和铁路总理里面有九九个。”政府文官（负执行巴立门决议的责任）：主教（他们像报纸一样，也能影响舆论的)法官；铁路总理和银行总理，以及其他法律的专业：一这一切都几于完全吸收自人民中一个少数的阶级。这样看来，工厂和矿的老板们不但管理了他们自己的工厂和矿，而且他们和他们的阶级也管理着全国。 有产者既把持着文官服务和专业，又可利用一切工具对全国宣传他们的见解，又有必须的财富雇用或自有集会厅和报纸：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的工作仍握在这些人的手里，是毫无足怪的了。汤奈曾这样写过：“政治的领导权和门第及财富的关联，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就在所谓民主时代已经来到以后，这种关联仍然减弱得很少，这一点却少有人见到。拉斯基教 授对于一八O一年和一九二四年间的英国内阁，有过很富教育意 义的分析；据他的说明，自一八六七年法案把选举权扩充到城市劳工阶级之后，几经二世代之久，可是政府业务的大部分仍继续由一小群大有产者所主持：他们靠着经济的优势和社会的关系，有寻常人所得不到的便利，掌握着政权的执行。在一八八五年及 一九O五年间任职的各部大臣六九人中，有四十人是贵族的儿子， 有五二人曾受教育于牛津和剑桥，有四六人曾受教育于公立学校； 甚至在一九O六及一九一六年间，五一个大臣里面还有二五人是 贵族的儿子。” 英国的民主还有一个限制，现在要在这里提出来。我们已经 176 ==========第177页========== 看到，怎样由一个有产者的少数人阶级包办选举，包办政府，并包办文官服务。据统计所示，银行和铁路的总理，当然还有军火商行的总理，也都是吸收自一个少数人的阶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任何政府被选出之后，由于有产阶级政治势力的结果，只能比较小限度地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工作的人民）的真正的利益。倘若这样的一个政府真在巴立门里成立起来，宣誓遵守有益于工作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的政策，可是就数量说，这个代表的力量仍不能维持它所代表的真正的利益，因为一切宣传和社会的势力都在尽力减低大多数人民利益在政府中的代表力量。 这样的一个政府一旦执行政权，便要面对这个困难的事实：政府的高级文官反对它。由于政府文官的怠工，像在西班牙甚至引起军事领袖的武装叛乱，不是一个很小的威胁。不但如此，这样的一个政府还要对付有产阶级的积极反对；这有产阶级的代表人，有全国的银行的总理，铁路的总理，以及工厂的老板。这些人控制任何政府的权力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倘若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意，他们能用完全停滞全国的经济生活来恫吓政府的。今日世界上的银行家，虽然在他们自己范围里也彼此互相竞争，但是能合并他们的势力来压迫最重要的政府。他们能把款子由这国移到别国，引起金融恐慌。他们能够强迫被选出的政府辞职。 在我们讨论苏联新宪法的时候，我们看到，由人民直接选出的最高会议，它的权力被增加，而主席团的权力却被很严格地限制。在英国，恰恰相反的倾向是在发生作用一被代表财产利益的各党派所把持的巴立门有一个倾向，把它的权力授给少数人的集团代行，这些少数人的集团成为它们自己范围内的指挥者。关于这方面，所谓“会议中的命令”(Order in Council)有很重要的作用。 雅诺特（R.Page Arnot)在他所著的《总罢工》一书中，曾经这样写过： 177 ==========第178页========== “让我们研究一个政府的形式，被称为‘王在会议中’（Kingin Council)。它的来源和历史仍然是尚待考据，但是有一个时候，在枢密会议中的英王似乎将要代替巴立门…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枢密院又被用为可畏的政府发动机，由于有名的‘会议中的命令’毕特⑥和他的继任者能够用迅速而擅定的命令对付拿破仑。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王在会议中’的这个形式的政府所有的地位，有了明白的定义，可被视为准备应付重大时期的工具。 “关于重大的时期，最重大的是一九一四年战争的爆发。宣战以后，接着通过国防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的第一条，授与会议中的英王以特权，采行保障英国安全的必要的计划。这些权力的行使，是通过枢密会议，采用‘会议中的命令’方式；这些权力也可以转移于政府各部，于是各部只须用简单的方法，把所定的规章在伦敦公报上发表一下，就获得了立法的权力。” 在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防法案被紧急权力法案所替代，根据这紧急权力法案，在“紧急状态”的时候，“会议中的命令”自动地成为法律。由于这样的方法，在巴立门里的任何多数派，在事实上都可以建立一个公开的独裁制，倘若它要这样做—一就是说，倘若它认为宣布“紧急状态”是有利于他们的。遇着劳工问题发生困难的时候，这种状态是可能被宣布的。 常人很少感觉到，英国的法官也能创制法律。在英国有两种法律：一种是成文法律—包括巴立门的法案：还有一种是判例法律，法官判决实际案件的时候，对于法律的解释，都属于这一类。倘若在法官判决一个特殊案件的时候，对于法律有特殊的解释，这个判决便成为一个先例；这个解释本身也成为法律。因为法官是出身于有产者的少数人阶级，所以这种对于法律的“解释”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总是倾向于偏祖有产阶级利益的。 上面是对于英国有产者权力的检讨，一在生产和宣传工具 178 ==========第179页========== 仍属私有的民主国家，英国是个代表型一一在结束这个检讨以前，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提出的，就是就整个的英帝国说，英国现有的民主的程度却离代表型甚远。在描述苏维埃国家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民族都享受自决的权利，在联盟里的各民族都完全平等。在英帝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大不列颠人民的民主权利，人口更多的印度人民是分享不到的。不但在英帝国里，我们现在已获得对于这个占有多数人口的民族之统治权：而且征服了这个民族，使它的人民所受到的民主权利，不及帝俄时代的人民。所以当我们比较英国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苏联的新民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却，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国的行为，还比较的有些民主，至于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和其他人民，他们所处的状况，更近于沙皇帝国人民的命运。 上面的说明，已足够证实私有财产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把苏联现有的情形和英国比较，我们可看出，苏维埃制度的每 一个民主的特点，为英国所没有的，都是引伸于这个事实一财产权力的废除。 早在一八一八年，当时俄国印刷机由私有者的手里转移给工作人民的组织，这个行为就象征了苏维埃制度的一切特点是和资本主义的民主相反的。但是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民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之被限制，也不是很呆板固定着的。在一九二六年英国大罢工的几天里，英国的印刷工人拒绝印刷全国主要的报纸，同时职工会议和其他工人的组织却大印其新闻公报，其规模之大为以前所未有。在那几天里，英国便有了代表工作人民的报纸；这些报纸在那个短短的例外的时期，便不代表少数富有的报界大王的意见。 在一九二O年，当时英国政府准备对俄国苏维埃政府公开宣 战，可是英国的工人在全国各处建立“行动会议”，提出“不干涉俄国”的口号。英国工人很有力地提出他们的民主要求，所以英国政府虽对俄国完全没有同情，也不得不加以注意，终于结束了 179 ==========第180页========== 对于俄国苏维埃的武装干涉。在同年，列宁在俄国有一次演说，曾经这样说过：“全部分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写着说，行动会议就是苏维埃。”这些行动会议并不叫做苏维埃，但在事实上它们确然是的。 在英国，如同在以前的俄国一样，工人由于团结他们的力量，实行争取较优状况的战斗，他们常常有可能限制有产者的过分的权力，由此逐渐增进更有效的民主。倘若我们追溯俄国的革命，我们便可以发见：当时苏维埃在实际上夺取政权，是由于当时必须抉择两个显然途径中的一条：要末由土地、工厂、和矿的所有者建立一个军事独裁；要末要由人民的最有力的组织（苏维埃）夺取政权，为着真正的民主利益，铲除有产者的权力。 在英国今日，人民所选出的任何政府，也许要被银行家所勒索，也许要被政府文官用怠工来妨碍，倘若这些有产者的代表人不赞成这个政府的政策：这是完全真确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形也是同样真确的，由于工作人民自己的行动，可以阻止任何代表有产者利益的政府实行反劳工阶级的政策。今日有银行家和政府官吏在幕后操纵，要使官方的政策祖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有这个事实，所以工作人民必须用有组织的行动来强迫政府、银行家、和政府官吏的行动更有利于人民。如果英国的工作人民能组织起来，强迫有产者的政府，或反对人民政府的有产者，接受工作人民的意思，他们便能开始使民主更真实，更有效。 马克思在《共产宣言》一书里，曾经说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要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建立民主。”这就是俄国苏维埃革命所要实践的工作，现在是很成功的了。但是他们今日的民主，是全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在苏联今日，新的民主所以能保全下来，因为它得到国内各民族的工农一致的拥护，加上各国工作人民的拥护。它已得保全了二十年，这个事实表示别人也可以学习它的榜样。今日住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一万万七千万人民的实际经验，已经表示：一旦私有财产的权力被最后打破之 180 ==========第181页========== 后，真正的民主是怎样可能的。苏联的人民正在事实上证明工人是不必有雇主的帮助，能够管理他们自己，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在别一方面，雇主如果没有了工作人民的力量一造成真正的和自由的力量一一却永远不能生活；在这里存在着民主对财产必可得到最后胜利的保证。 第二十章民主的保卫与扩大 在一九二二年，当时由各苏维埃共和国签订盟约，藉以互相支持与防御，反抗一个敌视的世界，并由各邦政府发表下面的宣言： “自从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世界分做两个阵营—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 “在资本主义的阵营里，盛行着民族的仇视和不平等，殖民地的奴役，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的压迫、残杀、和帝国主义的残暴。 “这里在社会主义的阵营里，可以看到的是互信与和平，民族的自由与平等，安静的社会与人民间兄弟般的合作。资本主义的世界在长久的数十年来，想兼用各民族的自由发展与人对人的剥削，来解决民族问题，这企图在事实上已证明是毫无效果的了。恰恰相反，民族间矛盾的纷乱反一天天增加着纠纷，有压倒资本主义本身的危险。资产阶级已表现没有能力造成民族间的合作。 “只有在苏维埃的阵营里面，只有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之下（大多数人民都集合在它的周围)，才可能根除民族的迫害，创造互信的条件，建立兄弟爱的合作的基础。” 这些话是在一九二二年写的，但是在今日，这些话是怎样被证实了是真确的！苏维埃在俄国于一九一七年握到政权，当时俄 181 ==========第182页========== 国人民明白了解这是达到和平与民主的唯一途径。这是阻止军事独裁和阻止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途径。“和平、面包、和土地”，是当时俄国革命的主要口号。 在目前，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形势，发见它仍然分做两个阵营。但是因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突飞猛进；在另一方面，代表最反动的财产利益的法西斯独裁夺得政权：于是这两个阵营的边界已有了改变。和平与民主原是苏维埃革命的两个主要目的。今日，在资本主义世界本身，也造成了两个阵营：一方面是主张和平与民主，另一方面是主张法西斯主义与战争。依目前世界的形势，和平与民主的一切势力，都使它们的注意集中到与苏联及社会主义的联合；法西斯主义却把苏联看作对于他们继续存在的威胁，因为关于它的榜样，不能对各国人民作长时期有效的蒙蔽，它的榜样是一种刺激，使民主运动要重新振作，向前迈进。 这样看来，目前世界的形势，主要的分界是民主的势力与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在前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有这种注重点的变化，这是什么理由呢？ 战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很久以前，马克思在《共产宣言》 一书里就已预见是不可避免的；这特点就是大的金融和工业的独占，逐渐增长它的势力，财产集中于这些独占者的手里。在经济组织中的这样的倾向，使许多小生产者，无论他们是否雇用若干工人，都感觉到他们自己生死之权操在大托辣斯的掌握中，所以都愿意利用各种政治工具来控制这些大组织。 结果，中等阶级中若干部分，有一个时候自以为优越于工人，现在也愿意和工作的人民合作，共来限制大托辣斯的权力。于是在一方面，民主的势力在数量上比前增加；在另一方面，大托辣斯与独占者利用各种工具，增加他们对于国家的控制，倘若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消除每一个合法形式的民主表现。 这样看来，法西斯主义是经济上逐渐增高的独占倾向在政治上的表现。由于大独占者的逼迫，雇主阶级里面有一部分因此穷 182 ==========第183页========== 困起来，一天天不安全起来了，于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倾向于劳工阶级的方向活动着。这样一来，大独占者和他们的法西斯倾向，受工作人民及一部分逐渐增加的中等阶级所共同反对，这便构成人民阵线的主要的成份。 在西班牙，这些势力在今日正在公开冲突。这个冲突的原因是：西班牙人民由于他们在民主的信仰下把力量团结起来，选出了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掌握政权，这个政府宣誓要实行若干民主的计划，反对财产的利益，增加人民的利益。大有产者，连同出身资产阶级的将军们，加上外国法西斯主义的支持，于是对西班牙人民进攻，作最后的挣扎，要阻止民主势力发生效果。结果发生了所谓“内战”，其实是国际法西斯主义反对西班牙人民的战争。 关于西班牙，有人说西班牙共和政府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因为它在上次选举时只得了少数票，这话是完全欺骗的。第一，说为着西班牙政府反抗叛军而战争的各党派只得到少数票，这是不真确的。它们得到了多数票。但是弗郎哥却坚持称巴斯克民族党员⑦是属于右派的党，虽则该党在实际上是始终一致拥护政府。但是第二，即令右派各党得到多数票，这也不是说有多数票赞助弗郎哥的武装叛乱和他的外国法西斯的支持者。 但是第二点却是切当的，这第二点就是：好像在英国今日一样，在西班牙上次选举所在举行的一个国家，生产和宣传的主要工具仍是属于私有。所以在那里的有产者有着一切便利，而这一切便利和真正有效的民主是不相合的，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民阵线所得的票数必然是不能尽量表示这方面各党所代表的真正的利益。而且上次选举举行的时候，当时右派各党所组的政府反对人民阵线，也加以很大的压力，我们如明白这一点，便可知道当时在西班牙发生作用的各种势力，除了人民自己的要求之外，都是要尽量减少人民阵线的选票的。 但是不管有这一切对于人民选举的阻碍，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仍被选出。假令当时在宣传方面有着真正的平等，人民阵线政 183 ==========第184页========== 府所得的选票还要多，是不会少的。随着发生了弗郎哥的叛乱，并有外国法西斯国家作后盾。为着民主的战争，使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不得不做只有苏维埃在俄国做过的事情一采取重要的民主步骤，把武装放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从那时以后，形势逐渐向有利于真正的民主方面推移；因为一旦人民自己有了武装，他们能够表现他们的意志，比以前有效得多。西班牙的例子足以表示：依目前世界的形势，保卫民主的战争也就是扩大民主的战争。在今日，非扩大民主，是不能保卫民主的。在每一个国家里，正在发展的倾向不外两个：要末倾向更大民主与对于财产权利的限制；要末倾向于更小的民主与法西斯的独裁。 关于这方面，苏联却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它指示使得民主有效的斗争所应有的逻辑的结果。最初，在这个斗争里，必须采用具体的步骤限制有产者的权利，使民主为着大多数人民而成为真正的民主。矿和土地不再是私有之后，人民着手计划生产，实行生产。在事实上，必须土地和生产工具已成为公共的财产，才能够采用计划的制度。他们由于完全废除阶级的关系，建立真正的民主，使每一个公民是社会的一个仆人，同时立于公民的地位又是一个主人。 今日在苏联，有工作给全体人民做，有平等的机会给与全体的人民。每一个成年的公民有同样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利；没有公民，无论他有着怎样多的个人的财产，因为他的所有权，就可以管理别人的生活和生计。我在苏联今日可以有钱，倘若我用工作赚了这些钱；但是我却不能因此就私有一个工厂，我也不能因为偶然有些钱，就可以告诉别人他们应该不应该有工作，应得多少工资，应工作多少时间。我的钱不能用来使我对于全国的经济生活有任何发言权。我虽然可以有钱，但是我不能把它用来宣传。我不能私有一个报纸或一个集会厅，我也不能租一个集会厅供私人的政治目的而用。所以我的钱不能给我以任何政治的权力。由于这样的结果，在苏联的权力，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虽归属于 184 ==========第185页========== 公民，但只根据他们的能力，和他所有的任何物质是没有关系的。这样一来，民主便成为真正的，是真有效力的。这在民主的历史上是新的东西。 但是如果因为在苏联今日所已成功的民主程度既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未有，便以为在苏联民主的更向前的可能发展是没有了；这却是绝对的错误。因为苏联是在继续发展着，苏联的民主将来的愈益扩大，是没有限制的。即在今日，苏联的公民也还是要依照他们的工作领受工资的。所以还有高酬的和低酬的工人。即在今日，在某限度内，工人还须专精于某些特殊的职务，所以有文化的工人，行政的工人，技术的工人，和不熟练的工人。全体公民虽然都有平等的机会，使自己由这些范畴中任何一种工作升到更高的一层，但仍须有某程度的专精，对于每个公民仍须有某些物质的鼓励，使他依照他的能力工作，并使他的能力发展到最充分的程度。 苏维埃社会的现今状态—社会主义—一在苏联并不被看作任何一种的乌托邦或最后的成功。它只是被看作倾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将来发展到更前进的阶段，将是为着全体人民而有的更真正的民主。布尔塞维克主义所根据的是马 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依马克思在一八七O年的著作，对于 将来曾写过这些话： “在一个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强迫人去服从分工的那种强迫情形消灭后，同时劳心劳力之差别也随之而消灭；那时劳动将不仅成为谋生的工具，而且劳动本身就是生活的第一需要；那时生产力已经增加，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更自由地涌流，同时个人都得到全般的发展：那个时候，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狭隘眼界，才能完全破除，社会也才能在它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85 ==========第186页========== 依马克思这些话所指示，可见在今日苏维埃社会的民主以外，还有更为发展、更大个人自由的前途，直到每个公民在全部生产当中所分享的，不是由工作决定，而是由需要决定。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所经过的历程包括每个工人的解放，不但使他能与他的邻人平等，并且要使工作本身十分有趣，大家都自愿地要做，这样以后，不必再用法律的强迫与物质的需要来督促，每个公民都尽他的一份。恩格斯在一八七八年曾经这样写过：“由于给与每个人以机会，使他能在各方面发展并使用他的一切能力，体力和智力，于是生产的劳动成为解放他们的工具；这样一来，生产的劳动不再是负担，却是快乐了。” 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经营起来像一个组织良好的家庭，人民将自愿地工作，各尽他们生产者的任务，各自取用公共的生产品。店铺将取贮藏所的形式，人民可从这里面各取所需。那时资本主义的一般的穷困不再存在了，对于劳动的爱好也发展起来了；所以没有理由以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还有人要取用比合理的生活标准所必要的还要多。 一旦这样的状态，在国际上都建立起来了之后，像现在这样的国家一一用为保证人民安全的一个工具，使他们有权力反抗国内的阶级敌人或国外的好战的敌人一是不再需要的了。因为一旦人民管理他们自己的机关，由上而下的机关管理权都握在人民自己手里，又没有人民的敌人尝试破坏这样一个自由的自治社会，便无须用有组织的武力，用国家，来保卫这样的一个制度了。到了这样的状况之下，国家的整个机构，连同它的武力，都好像马克思所说，都要“融化”了⑧。 所以今日存在的苏联国家决不是最后的形式，这种最后的形式，是要财产的权力不但在一个大国里完全废除，而且在全世界上都完全废除，才能达到的。如果苏联仍然孤立，受着外面法西斯国家和内部法西斯代理人继续的威胁，—一苏联又不能建造一个中国长城来阻止他们钻进来一它将继续是人民的战斗的组织， 186 ==========第187页========== 将继续武装，并须继续运用各种方法来保卫它自己。因为苏联是要准备在任何时候须以战争自卫的民主组织，所以它像在罢工时期的职工会一样，必须有高度的纪律，大多数人民也要用各种必要的方法执行这样的纪律。 但是如果在世界上其余的地方，民主的势力能胜过大有产者集中的权力，那末苏联的民主危险也将能减轻，全世界将朝着一种状态更接近地向前动；在这种状态之下，真正的民主将从侵略的危险被解放出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希望达到以全世界为范围的民主社会，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民才有统治权；在这里面，全体人民都必须做他们各尽一份的工作，所以全体人民都参加各尽一份的统治。 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的工人在几乎有着压倒势力的反对中，建立了几个月的苏维埃国家。但是最后因为外来的武装干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法西斯的恐怖代替了它。这个共和国存在了四个月。匈牙利的民主的作家哲斯西(Jaszi)综述这个苏维埃共和国所得经验的结果，写了下面的几段话： “这次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使无产阶级大众对于人生观的激烈变化。这种变化是匈牙利社会秩序中一个强烈的道德的爆炸。它在遭受着半畜牲待遇的奴隶大众的心中，播种了对于解放的自信与希望的第一次种子。直到今日，在几百万人的心中仍存在着这样的感觉：感觉到工人有应享的权利，感觉到他们是优越于游手好闲的人，是优越于怠惰的人。总之，这次的专政使匈牙利社会的愁苦的奴隶一农业工人一从长时期的冷淡中受到激烈的震动，唤起了他们的热烈精神。 “同等重要的，是匈牙利的苏维埃革命对于国际主义的观念也有重要的贡献，它使匈牙利人民追想到当时的坚苦和流血的冲突，心里对国际主义有着活现的和真正的印象。 “最后，由于苏维埃宪法的精神（虽然含有许多幼稚的天真 187 ==========第188页========== 和暴烈的怒号)，匈牙利共和国却为着更进步的民主和自治的理想，做了先锋的工作。它尽了这个任务，是由于揭露了今日资产阶级民主国之有缺憾的组织。许多缺点和虚伪，同时宣示关于国家的理想，在这种国家里，只有工作和生产的人才有控制和管理社会的权利。” 写这个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墓志铭的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现在有一个已存在着二十年的苏维埃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民的民主权利是时常在扩大中：这对于民主是有着怎样更重要的意义！最后摆在我们前面的全世界是有着多么光明的前途：那时由于民主权利在今日被剥夺的若干国家对于争取民主权利作有组织的斗争，并由于已享有某限度的民主权利的国家对于这些权利的保卫和扩大，由此所得的结果，每个国家里的人民都建立了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全体公民都享受公民所应有的平等的权利；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不再有一点要靠财产的占有。 达到这样一个社会（将来的世界联邦）的途径，已由苏联指示出来。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的本身，甚至民主这个名词，将成为历史的名词，不再有任何重要的意义了。正如列宁所说：“因为大家都已学会了管理，而且实际上自动地管理着社会生产，自己计算，实行监督那般寄生虫、公子们、骗徒们、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资本主义习俗的保护者’，那时要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要变成更困难，变成最罕见的例外了，这种逃避或者要引起迅速而严厉的责罚（因为武装的工人都是从事实际生活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知识分子，他们大概不许任何人和自己开玩笑的)。这样，使人们遵守日常社会生活简单的基本的规则之必要，也将很快地成为一种习惯了。 “到了那个时候，便将大开门户，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而国家也就随着完全融化了…民主愈更完备， 188 ==========第189页========== 也愈接近于民主开始成为不必要的时候。包括武装工人的‘国家’愈民主（此时的所谓国家，不再是国家这个名字的原来意义了），每个国家也愈快地开始融化了。” 列宁在这几句话里说出了将来苏维埃民主的轮廓一一这种社会的公民在一部门的社会活动里管理着他们自己，应用必要的方法，为着共同的利益保持纪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民主和成文宪法或者是不必要的，如同一个寻常家庭里一样；公民将为着共同的利益，和平地管理着他们的社会，用他们的劳动创造生计的一切必要工具，要更多的资源可利用于艺术和科学，为着人类的利益，完全克服自然。 韦白夫妇对于今日的苏联，曾经这样写过：“这个新的文明，它废除了牟利的诱惑，消除了失业，为着社会消费的计划生产，地主和资本家的肃清：这个新的文明是否将传播到别的国家里面去呢？我们的回答是：‘是的，它将要这样。’但是怎样？何时？何地？有着什么修正？是由于暴动的革命？还是由于和平的浸入？或是由于有意识的模仿？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回答。”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困难的。我们已经看到，苏维埃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废除地主和资本家的权力，编制全国生产的生活，由此控制全国。但这只是民主的扩大，铲除与寻常公民(小生产者，寻常的工作男女)对立的大有产者的一切特权。全世界注意保卫民主自由对侵略的一切势力，共同团结起来斗争，并使这些自由扩大到今日大有产者所限制的范围以外去，这是唯 一的途径，使民主与民主的和平，在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侵略的危险中，能够保全下去。这个斗争的逻辑的程序，在某种时候，必须完全铲除有产者，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唯一的保证，使资产阶级反民主的势力永远不能再抬头。在英国或法国或比利时，无论这样的一个斗争是否采用建立苏维埃的实际形式，这同一斗争在本质上是相同于俄国人民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争取到的。 189 ==========第190页========== “和平、面包、与土地”是俄国革命的口号；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是达到这些目的之唯一的途径。在俄国，苏维埃是人民的民主机关。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当时俄国人民的全部民主自由受到将被铲除的威胁，同时并受着将由上面强迫建立军事独裁的恫吓，在这种紧急状况之下，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一苏维埃一夺取了全部的政权。民主胜利了；军事的独裁者和他们的同盟都被驱逐于国外了。由俄国的苏维埃夺取政权，是民主历史上的一个界碑，因为它证明了下面原则的可以实行：只有工作和生产的人才有管理社会的权利。它并且指出：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里，可能保证每一个公民都须工作和生产。 本书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略论民主和独裁的性质。在那个时候，我们只注意于说明这一点：民主与独裁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名词。为着一群人民的任何民主，也许同时是对于别一群人的独裁。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会议，对于股东是民主的，但是对于该公司的雇员却是独裁，后者的人数通常却比前者多得多。同样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所存在的民主权利，适用于少数的有产者，其限度比多数人民—一工作的人民一一所得的享受广大得多。如同在希腊的城市国家里一样（虽然在程度上是减轻些），我们可以说，就是在英国今日，在管理国事的真正有效的部分，还是握在“享受特权的幸福的一群”的手中，其余的人民一真在做工作的人民一“对于他们工作时所遵从的法律，对于立法却毫无发言权。” 民主与独裁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它们不是绝对的。所以应付全世界或任何一国人民的实际问题时，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事例，不仅从法律的立足点来研究实际的情形，而且要从日常的实践上研究这实际的情形，由此知道人民自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他们不是自治也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以此为根据，人民对于他们权力的被侵犯，必须用他们所能用的各种工具来战斗，必须时常利用各种方法来增加他们的民主权利，使民主更有效力。 190 ==========第191页========== 保卫民主，反抗法西斯主义；这就是说，要扩大现有的民主权利，反对在现社会里财产关系所强加的那些限制。人民的民主权利之每一次的扩大，都使一种时候愈益接近，这时候所遇着的状况就像西班牙人民今日所应付的一样。人民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末使民主成为真正的民主；要末屈伏于军事的独裁。到了那个时候，人民将更能团结起来，有着更有组织的力量，使他们能保卫他们的民主，使他们的民主，成为更真的民主，如同二十年前俄国人民所成功的一样。 译者注 ①这里所谓资格是指能力的程度，是由平等机会的教育所得到的，不是指空头衔的资格，看下文说明，自能明瞭。 ②在外国租屋，家具等的设备都由房东担任，住户能自己设备的算是比较宽裕的人，这里面也有些贫富之分，和中国租屋的情形不同。 ③这是英国全国罢工发生的一年。 ④(Albert Hall)是伦敦一个最大的演讲厅，据说可容二三万人，译者在伦敦时曾有一次到该厅旁听英国法西斯领袖莫斯莱作疯狂的演说，看到该厅规模非常宏大。 ⑤政府文官(Civil Service)在英国是由文官考试升拔的，有数万人，是英国最顽固的一个官团，往往为新政的阻碍物。 ⑥Wiliam Pitt,,the Younger1759一1808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 ⑦巴斯克(Basque)是西班牙少数民族之一，巴斯克民族党是保守的天主教的党，主张巴斯克人自治。 ⑧“融化”是意译马克思所谓“Wither a way'”有人译为“衰亡”，但“衰亡”含有不幸的意义，马克思是指理想社会已到，国家在事实上自己渐化为乌有，故意译为“融化”，似较切当。 191 ==========第192页==========